作者小传

    姜安，1963年6月生人，1980年9月入东北师大政治系学习，1984年7月毕业留校工作，1985年9月攻读硕士学位，1990年6月晋升讲师，1992年12月破格晋升副教授。近些年来，围绕国际关系领域，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有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心》转录。

推荐书目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

读书赠言

    求缺。

    嘲笑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思维。

“香港回归”的逻辑支点

姜  安

    中英香港问题是一个超越时空界限的历史性命题。超越时间是因为它不仅发生在19世纪中叶，贯盖整个20世纪，其影响力将通过时间隧道直接射到21世纪。超越空间是因为与其说香港问题是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如说是东西方文明的剧烈碰撞与融合问题。在这个超时空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即将迎来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刻，不能不令人万分激动。然而，当我们以冷静的态度和理智的思维，审视和透析“香港回归”的历史进程时，会自然地发现它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法则的……

    一、香港失落的时代

    香港的失落是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与地理大发现相生相合、欧洲文明全球化与殖民主义政策扩张化互为表理的时代当中。尽管英国的土地上曾诞生了培根和牛顿式的理性与科学完美结合的时代精神，却无法阻止帝国精神、殖民政策空前猖獗的时代中，英国人开始了对中国领地的“自由”扩张。在一系列的“自由”扩张中“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它造成了香港的失落，造就了“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同时造成了“香港回归”的时代逻辑起点。可以说，那个时代是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的时代，是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的时代，是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时代。一句话，那个时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世界的时代。当这个时代来临之际，“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当历史踏入20世纪时，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及中英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在中国大地上直接引发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性质。新中国成立后，即宣布不承认近代历史上外国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的回归迎来了新的历史契机。另一方面，就世界形势而言在美苏之间形成了被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称之为，在自迦太基和罗马对抗以来，从未有过的对抗格局。这种“冷战”的特殊氛围和特殊效应，使“香港回归”遇到了历史性难题：在东西方大对抗的时境中，中英两国分别归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涉及中英两国的香港问题被置于“冷战”大背景下，难以得到正常的解决。事实非常明显，在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经济互助委员会、华沙条约组织的全面对抗中英美两国策划和实施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圈地运动”，即从阿拉斯加、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香港，到希腊、土耳其东西欧分界线的全球战略圈，使东西方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对峙状态之中，与此同时，在“冷战”背景下，中朝两国同美、英等国在朝鲜半岛又爆发了地区性“热战”。朝鲜战争连同50、60年代中苏关系的紧张和破裂状态、60年代中期后爆发的越南战争，使中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外部环境。在这种紧张动荡的时境中，“香港回归”的时代氛围显然没有生成，甚至还有恶化的可能。由是，在本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香港回归”的历史逻辑支点是难以起立的，它不得不让位于一个伟大的时代。

    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迎来了新的时代。就全球而言，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它的逻辑前提是世界和平机制与和平力量不断完善和强大，而谋求国家福利化、国际合作化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成为一种时尚。它的逻辑结果必然要求世界各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战争精神和殖民政策，要求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差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解决和发展国家间关系。毫无疑问，和平与发展时代既是对“冷战”关系和冲突关系进行否定的时代，又是新的缓和关系和对话气象不断生成的时代，也是东西方关系对抗时代逐渐地向合作发展时代过渡的时期。尽管这期间东西方关系、中英两国关系时有矛盾和冲突现象的出现，但从总体发展趋向而言，和平与发展时代为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营设了极为有利的国际氛围和时代契机。由是，我们认为，殖民主义时代是“香港失落”的时代逻辑前提，而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则成为“香港回归”的时代逻辑起点。

    二、德国重商主义者冯·豪尼克的思想充满着无限的哲理

    冯·豪尼克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和富有，并不取决于它拥有的财富是否多，而主要取决于它的邻国比它拥有的是多是少。荷兰在18世纪中期，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是比100年前更富有了，但在18世纪他已远不是一个大国了 ，因为邻国法国和英国已有更多的实力和财富。1914年的法国，绝对可以说，比1850年时更为强大，但并不能感到什么欣慰，因为比他强大得多的德国超过了他。这说明，国力的横向比较在两国关系中是极为重要的研究参数。就中英两国间的“香港问题”而言，100年前香港的失落正是因为国力因素的缘故，而100年后的今天，香港的即将回归也是因为国力因素的缘故。可以说，一个多世纪以来，香港由失落到复归的过程，恰恰是中英两国国力比较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是国力的天平由19世纪中叶倾向西方，20世纪中叶后逐渐地倾向东方的过程，这便是香港回归中国的“国力逻辑”。

    “国力”是国家权力的简称，其相似的称谓还包括国家力量、国家能力、国家实力等。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汉斯·摩根索曾将国力分解为九要素，即一国国力由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国民性、国民士气、外交的素质、政府的素质构成。按照尼古拉斯·斯拜克曼的说法，一国国力等应由领土状况、边界特征、人口规模、原料多寡、经济与技术的发展、财力、民族同质性、社会结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和国民士气等10种要素构成。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克莱因则在其“国力议程”〔Pp=(C+E+M)×(S+W)〕中，对人口、国土面积、经济力、军事力、国家战略意图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在这里，我们仅从中英两国经济能力（特别是工业发展状况）的比较中来分析一下香港失落的国力逻辑：

               人均工业化水平（1750——1900年）   

                 （以1900年联合王国为100）

  当历史发展跨越近百年的历程时，中英两国国力比较则发生了巨大变化，详见图表：

    (该图表为克莱因国力方程在1978年国家权力评价中的数字比较图式)

    中英两国百年国力比较在香港的失落和回归问题至少说明:(1)在较长时期的中世纪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国还能成为人类文明世界中的榜样,而当产业革命后的英国人将他们的殖民政策扩展到世界的东方时,清朝帝国的君主们便不得不低下他们那高贵的头,以致当伯麦的16艘炮舰、27艘运输舰、540门大炮和1.5万人海战士兵逼近中国时，虚弱国力支撑下的大清帝国顷刻间丧失了几千年来构建的某些文明成果。可以说，两国间中国国力的落后是导致香港被殖民被掠夺的重要因素。（2）历史曾经给予中国人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两次有利的契机，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曾以战胜国的身分严正申明对香港的主权，然而，由于中国国力的虚弱，致使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香港问题仍旧悬而未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再次以战胜国身分据理力争，试图从当时被日本占领的香港地区收回江山，却遭到了英国人的无理“拒绝”，致使香港又重新落入西方人手中。这说明，国力的落后深深地影响着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即使世界上出现了多么有利的国际氛围，虚弱的国力仍然会成为影响一国外交行为的重要的障碍性因素。（3）当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奋然向现代化挺进时，中英两国间的国力对比关系便逐渐地发生变化。当国力的天平不断地倾向东方时，日益强大的中国无疑地获得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坚实的底蕴。正是由于上述因素，改变了中英两国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也改变了香港的历史发展轨迹。

    三、如何更好地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

    稳定周边局势和世界局势，是摆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的重要难题。在历史发展中，有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曾出现过战争模式、殖民地模式等，然而，这些模式并不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模式。就中英香港问题和平化、繁荣化，同样成为摆在两国间的敏感问题。事实很明显，尽管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和中国国力的相对发展，为有效地解决香港回归中国问题提供和营设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气魄，提出并实施了“一国两制”政策，为世人解决类似的遗留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也使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具有了极强的操作性。

    首先，“一国两制”政策打破了正常的逻辑思考方式和行为操作方式，采取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求实的逻辑判断和逻辑论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的逻辑思维，从而使香港的“回归”成为可能。本世纪以来，自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日起，社会主义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存在的。长期以来，受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影响，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法西斯势力入侵的影响，受战后两大阵营“冷战”关系的影响，受50、60年代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的影响，在社会主义者的正常思维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敌对制度，社会主义不仅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更不允许资本主义的因素在社会主义领地上出现。如果照此思维逻辑去解决香港问题，将会变得十分艰难。而“一国两制”思维和政策恰恰是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从实际出发，以“非常理化”逻辑而实则为求实逻辑、科学逻辑，以创造性的天才构想使“香港回归”和香港的持续稳定、繁荣成为可能。

    不仅如此，“一国两制”以其崭新的逻辑思维和行为操作，实现了历史和未来的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使“香港回归”成为可能：（1）如前文所言，香港问题是超越时空界限的历史性命题，留有许多难题，如何保证回归后香港地区所有港人的共同愿望。同时，由于香港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中的独立地位和作用，实现“香港回归”的平稳过渡有着更广泛中的意义。正是基于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较大差异性，香港发展的历史特殊性和香港与世界的密切联系性，中国政府采取并将实施“一国两制”政策。应当说，“一国两制”政策是既考虑历史、面对现实，又展望未来的科学逻辑思维成果；（2）一方面，“一国两制”构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突破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强调，国家结构形式一般分为“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种。但是，“一国两制”则是两种形式兼而有之并互相补充的当今世界上崭新的国家结构形式。另一方面，“一国两制”构想是对和平共处原则的成功运用。和平共处原则由列宁率先提出，他的本意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邓小平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情况，明确指出：和平共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可以说，“一国两制”实现了继承性和超越性的统一；（3）“一国两制”政策充分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精神。这主要体现在：“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始终将国家利益视为国际关系的原点和外交政策的主要指导依据，突出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问题上，强调国家主权的不可转让性、不可分享性、不可分割性。同时，在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这一基本逻辑之下，又从现实和未来出发，除外交事务外，赋予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的自治权，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香港的顺利“回归”和持续繁荣。

    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一国两制”新的逻辑思维，才使得香港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顺利解决成为可能。由于这种逻辑思维的出现，才确保了1997年后的香港将不会面临战争与灾难、恐怖与毁灭的世界。香港现有的文明状态将被有效地保持下去，香港的发展还会获得充分自由的生存空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人认为：“当‘一国两制’这个‘当惊世界殊’的伟大，现实而富有战略意义的提法一经诞生，中国面临的一个‘死结’就是被邓小平那双灵巧的双手解开了”。还有人为“一国两制”这个气势磅礴的构想和宏大的战略气魄所感动，由衷地赞叹道：“自从邓小平‘一国两制’的命题以后，我们潜观察，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在美国方面以及欧洲方面，许多学术界人士都认为，这一命题新鲜而有趣，可以为未来的政治哲学，开一新纪元”。

   需要指出的是，构成香港回归祖国的逻辑要素是多方面的。不过，无论我们从何种视角去透视和分析“香港回归”的发展轨迹，都会得出以下几点启示：（1）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遵循着历史发展的逻辑规则，香港的“失落”和“复归”也必然存在着历史发展的逻辑规律；（2）只要世界仍由国家组成，国际政治中最后的语言就是国家利益。而利益获得或维系的天平总是倾向拥有较强实力的国家。由是，大幅度地推进现代化进程，增强综合国力，理应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方略；（3）“一国两制”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最佳模式，它对我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