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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
车哲九，1939年7月生。1963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1986年调至吉林省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理论、民族经济研究。现为吉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有著作《南朝鲜四十年》等11部，论文110篇。其中著作《吉林少数民族经济》1996年获国家民委政研优秀成果二等奖；论文《双向开放与吉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1995年获吉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学术业绩被编入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编辑、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和世界人物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名人录》
推荐书目
《吉林少数民族经济》，车哲九主编，民族出版社出版。
读书赠言
读书是人生最好的享受，读书是最佳的精神食粮。
加快中西部发展
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车哲九
目前，东西部发展差距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而我国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西部落后地区。因此，加快中西部发展，逐步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还是政治和社会问题。本文着重探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中西部包括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问题。
一 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
我国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是我国资源最富庶的区域，又处于东亚大陆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我们祖先曾在这片沃土上，创造过华夏文明的辉煌。新中国成立后，中西部与全国一样获得较大发展，尤其是60年代的“三线”建设，投资重心西移，中西部的经济增长曾一度领先。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获得高速飞跃，从而形成了令人关注的“东西差距”。
改革开放近2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在整体上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按照目前东西部各自的经济条件和发展势头分析，东西部差距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八五”期间是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经济成就最为显著的五年。“八五”期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为11.
8%，其中，东部在16%以上，而中西部仅9%左右。1994年，东部地区GDP是全国的55.4％，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８９％的中西部地区仅44.6％；固定资产投资东部地区占全国的67.41％，中部占20.43％，西部只占12.16％。整个“八五”期间，大西北的陕、甘、宁、青、新５省区固定资产投资只是广东一省的40％。
目前西部许多省区财源小，还要依靠中央补贴过日子。全国重点贫困县共592个，其中西藏自治区部就有366个，约占全国的62％，少数民族贫困县（旗）为257个，占43.4％；全国尚未解决温饱的6500万人口也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目前西部不少省区连保吃饭都很困难，又要建设，还要发展，谈何容易。
根据社会警戒线理论，如果占１０％的高收入者的收入为占人口1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的10倍时,社会就进入不稳定状态，但我国已在1994年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中西部地区的15倍以上。有统计资料，我国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正以每年50％的速度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在全国的份额趋于下降，与东部地区差距扩大，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与中西部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劣于东部以及改革开放严重滞后和80年代实施对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优惠的梯度发展战略分不开的。这就是说，在全国形成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中西部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
第一，从自然条件来看：我国西部虽然地域辽阔，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0%以上，但其中不易利用的沙漠、戈壁和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占60%，加上相对有效国土面积被沙漠、戈壁、高山峡谷所分割、支离，交通十分不便；西北气候干旱，单位国土面积平均拥有可利用的水资源仅及全国水平的1/7，全国居住在缺乏生存条件的500万人口亦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西部这种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是不易改变的，因而便形成了极不合理的人口分布。
我国95%以上的人口偏集于著名的爱珲——兰州——腾冲一线以东，以西广大地区人口不足全国的5%，平均每平方公里仅10人。这种分布虽有历史的原因，但它却是西部生存条件差、人口承受力低下的反映，从而使西部地区劳动者供给受到数量限制。缺乏供给弹性，难以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市场狭小，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缺乏集聚效应。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人口分布不合理导致基础设施滞后，人才严重短缺，支柱产业单一。这是影响中西部发展的三大制约因素。
第二，从经济体制改革看：西部所面对的改革环境与东部有质的区别。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又有漫长的边境线，改革伊始就必须把稳定边疆、协调民族关系、维护安定团结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而东部则不然，从一开始就大力阔步进行改革，即便在改革进度上能够与中西部同步，但它所取得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一是东部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都是从市场要素最活跃的领域开始的，如乡镇企业、经济特区、民营经济等，最后对国有经济实行改造，因此政府对改革具有较强的承受力和适应力。而西部却集中了大量的以军工为特征的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则别无选择，从一开始就拿国有经济开刀，加上可开拓的市场空间有限，调整其产业结构难度较大，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更加无法适应。目前西部国有企业较大亏损面普遍达到50%——60%，远远高于全国，全国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已完成了70%——80%，而西部大部分企业技术落后，技改任务没有完成，产品缺乏竞争力，经济效益低下。资料表明，国有企业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东部地区约为西部地区的2——3倍数，实现利税，东部约为西部的2——4倍。由于投入产出效益低，投资者（包括国家）不得不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效益好的东部沿海地区。由此导致中西部资金投入能力低，而投入低，产出自然更少，于是差距越拉越大。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严重滞后，既是东西差距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导致东西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近几年，沿海地区农民越来越多地乡镇企业增加收入，有的地区农民增收的90%来自乡镇企业，而西部许多地区乡镇企业还刚刚起步，有的地方还是空白。1993年，整个西部地区乡镇企业产值只占不到全国的10%，只及浙江一省的规模，而仅只山东、江苏一个省就已分别占到全国的15%以上。
二是历史上中国就形成了“东轻西重”的产业布局，即东部轻工业发达，中西部重工业比较集中。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产品和原材料属于国家指令性计划范畴，由国家统一调拨和定价，而所有轻工业产品则国家不作调拨，其价格基本上由市场调节。由于基础产品的价格严重背离了价值，致使以资源开发型产业为主的西部地区经济效益长期通过低价政策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削弱了西部自我积累的能力，导致资本形成缓慢。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价格制度改革又相对滞后，价格双轨制维持了很长时间，直接影响到西部地区的经济效益。位于西部的甘肃省，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76%，其中原材料工业又占工业总产值的50%，据初步测算，这种地区价差的经济损失最多时每年达30多亿元。
三是改革初期中西部经济实力与东部地区处在不同档次上，所以国家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和民族地区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有力地支持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建设，但等到加快中西部发展时，开始讲规范了，使过去行之有效的优惠政策有的被冲掉，有的则名存实亡。以税赋为例，无论实行分税制之前还是之后，少数民族地区的税赋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及沿海发达省份。1990年至199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总产值税收负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57个百分点，分别比广东、浙江、江苏高3——5个百分点，农村社会总产值税收负担率、集体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都较全国平均水平为高，较沿海省份更高。实施新税制后，税收、税目、税率全国一刀切，少数民族地区的税负更重，相当一部分企业利润转化为增值税、消费税，使工商企业盈利减少，亏损增加，影响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云南省是全国重要烟草生产基地，上缴中央的税主要是消费税，占到产值的55%，而在深圳这个比例只有1%。10年前云南省财政每年上缴中央300万，而返回9个亿，1995年仅“两烟”上缴中央税已达186亿，除掉返还部分，净上缴50多亿元，而全省却有102个县仍然靠省财政补贴发工资。由于国家对贷款实行规模控制，在中西部许多省份存贷缺口很大。1995年云南全省存款100亿元。而能够从银行贷出款才200多亿元，银行存差260多亿元，扣除上缴的准备金外，还有70多亿元没有用完，资金有时反倒流向东部，使本来急需资金的中西部发展更加困难。这是制约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
第三，从对外开放看：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由沿海到沿边、沿江、沿主要铁路线和内陆省会城市的梯次推进的对外开放战略，使东部沿海地区借助地缘优势和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迅速跃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东西差距由此不断拉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地区虽然建立了1个沿海开放城市、11个沿边开放城市、7个民族地区改革开放试验点、4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0个边境经济合作区、2个农村改革试验区、42个国家级陆边口岸和120多个地方口岸，但对外开放功能和程度远不能与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东部沿海地区相比。
我国西部深居欧亚大陆腹地，离全球经济中心环太平洋和环大西洋经济圈甚远，大约西距大西洋6000——10000公里，东至太平洋500——4000多公里，虽有漫长的边境优势，可以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但经济位势低，活动空间小，对外交流的成本高。
吸收外商投资已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区域来看，外资分布极不平衡。1992年以前，全国每年吸收的外资协议金额，沿海地区占90%以上，中西部地区约占7%——8%。1992年以后，中西部地区也在努力寻求对外开放的途径，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仍然很大。到1994年底，中西部18个省区（不含广西）外商投资企业为36000家，只占全国的16.7%，实际投资金额84亿美元，只占全国的8%；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则更低，宁夏为0.03%，新疆为0.16%，青海为0.01%，甘肃为0.06%，贵州为0.17%，云南为0.2%，不仅比重低，投资项目规模也很小，西部地区平均协议外资金额仅87.9万美元，为全国137万美元的64.2%。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大部分以内销为主，1994年外企业界出口额为10.5亿美元，只是全国的3%。
在东部沿海地区，外商投资企业显示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江苏，其产值占到全省的20%，北京占到24%，深圳则超过50%，而中西部省区却没有一个超过10%的，因而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十分有限。
由此可以看出，对外开放不够，外商投资软硬环境较差，利用外资规模小则成为中西部落后于东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二、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步骤和捷径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对于地区发展差距，他说“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我国原定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已于1995年提前完成。于是，1995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并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今后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一条重要方针。
如何把握机遇，加快发展，实现各地区民族共同繁荣，已经成为中西部及其民族地区的重大历史任务。笔者认为，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看待地区发展差距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现象，改变这一现象需要一个过程，更何况解决地区发展不平稳也不是拉平，解决的结果还是不平衡，是在新的水平上的不平衡。
据有关专家和部门预测，东西部差距扩大的趋势，将持续到本世纪末；大约从2000年开始出现转折性的变化，从总体上而言，在东部沿海地区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中西部也会进入较高发展时期；到2010年，东部地区将会进入一个稳定发展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则可能进入高速增长时期。有鉴于此，我国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步，通过国家加强宏观和中西部提高自身发展增幅，遏制住差距拉大；第二步，中西部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推进部门产业和区域经济超常规跳跃式发展，使一部分地区逐渐缩小差距；第三步，在全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中，中西部全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大部分地区逐渐接近东部发展水平。
总之，东西部差距是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必须依靠共同发展来逐步缩小，把发展作为“硬道理”和最高目标。在目前来讲，仍需要鼓励东部地区要发挥自己的优势继续发展，能发展多快就发展多快，为全国提供新的经验；同时，通过国家扶持、政策引导和以东部带动等办法，促使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迎头赶上，形成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局面。
由此看来，加快中西部发展以至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完全是可以办到的，各民族地区共同繁荣的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但必须为调整和缩小经济发展的区位差开辟一条捷径。具体地说，不妨举出以下几条：
第一，注意吸收东部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并以他们的教训为戒，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发展路子。
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前30年经济建设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各地积累了很多新鲜经验，东部地区的成功经验或许更加丰富，都是指导今后持续发展的精神财富，对中西部特别是民族地区更是十分宝贵的。但改革开放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对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场伟大变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抄照搬，只能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创造，才会逐步掌握客观规律，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因此，我们要在充分肯定成功经验的前提下，对曾经出现过的失误和错误也不避讳，从中接受教训，提高认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经济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特别强调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指出过去“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今后“需要认真解决”。这为不同地区的发展都指明了方向，中西部落后地区也将从而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依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是根本性的战略选择，对今后的经济发展有决定性意义。哪个地区执行得坚决，哪个地区经济就会少走若干歪路，实现快速健康发展。
第二，认真实施科教兴省（区）战略，在国内外经济合作与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
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不是别的，而是日新月异的世界性技术革命，许多发达国家将科技与资本、劳动并列为生产三大要素，视为“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并强调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央《建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基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实施“科教兴省（区）”、“科教兴市（县）”战略，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这个机遇和挑战，对不同地区，虽然基础和条件不尽相同，但是总的来说，基本上是一致和相近的。所以说，后发展地区有可能赶上先发展地区，争取出现跨越性的飞跃，从而实现后来居上，关键就在于是否对发展科技、培养人才下大功夫，用大力气。这在世界不乏先例：美国取代西欧成为当代最发达国家，日本在二战后迅速恢复以至咄咄逼人，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无不是先后走了“技术立国”、“科教兴邦”之路。
在学习、移植和开发、利用先进科技的问题上，后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地区与先进国家和先进地区只有相对的空间差，没有绝对的时间差，这是后发效应中转换最快、潜力最大的因素，应当高度重视。只要享受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就能站在与先发展地区的同一起跑线上，比翼齐飞。
第三，找准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凭借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变资源优势为现实的经济优势。
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随着经济发展而起变化。例如资源配置，不同地区各有所长，往往是东部有些先发展地区，虽然交通发达，技术先进，资金雄厚，但人口多、人均土地少，开发早，后备资源缺，而中西部则恰恰相反。因此，只要逐步改善交通条件，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就非东部地区所能媲美，终将逐步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商品优势。地处中国大西南一隅的广西一直处于一个不利的国际环境，40年的战争使广西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机遇，从“八五”开始加快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首先改善了基础设施，建成或在建高速公路580公里，为“八五”乃至“九五”和“十五”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根据山区、丘陵占全区面积85%，农业人口占全区人口85的实际，积极发展粮食生产、经济作物和乡镇企业，使第一产业附加值年均增长9.6%，大大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3.9%的水平，粮食以每年5亿斤的速度稳步增长。整个“八五”期间，广西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全区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6.9%，高于全国5.1个百分点，1990年广西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排名第20位，而1994年已跃居第15位，每年攀升一位；199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二位，而1995的升至第19位。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省，从80年代以来，国民经济基本保持10%的增长速度，“八五”期间财政收入增速达25%，这种态势主要得益于70年代两条铁路的建设和近10年烟草支柱产业的形成，成为民族地区唯一向中央上交税金的省份。
又如成本和效益，起先大多是先发展地区占胜，后来随着产业密集化，这些地区的工资成本、土地成本、运输成本都不断上升，使其效益不断下降；与其对应，后发展地区则成本较低，效益较高，对资金、技术和人才都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大多由此发生，是调整和缩小经济发展区位差的外部动力。我国有陆地边境2.2万公里，其中约1.9万公里在民族自治地区。近几年，内陆边贸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不仅沿海地区具有对外开放的天时、地利，而且沿边地带也有我国重要的通商重镇和商品集散地。如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省份已与边疆民族地区主动联袂，它们提供的货物已占到边贸出口总量的一半，这种动态带有国际性，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已经初步突破了国界限制。所以，目前，我国不仅出现了“南资北投”、“东西协作”的新事，并且出现了“外资西进”的苗头。加上我国产业结构正从轻加工为主逐步转向重化工为主，资源密集的中西部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青睐，其前景是无限广阔的。
对中西部和民族地区来讲，重要的是创造更有利于“外资西进”、“东西合作”的软硬环境。同时，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第四，国家宏观调控的积极支持将会使中西部地区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急起直追。
10多年的实践已经或正在证明：邓小平同志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提出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的“大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政策不仅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也使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对改革和发展起到了“第一推动力”的作用。“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由于经济发展快慢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有所扩大。为了在这个问题上统一认识，1988年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两个“顾全大局”的思想。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解决地区发展差距，不能仅靠市场机制，更要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地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政策因素的影响，何况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需要有特殊的政策。
过去国家曾对东部沿海地区给予政策优惠，短短几年取得了预期成效，那么，现在有没有对后发展地区的政策倾斜呢？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推出了包括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鼓励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合作等五条措施。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他着重强调：“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九五’时期，要继续从资金、技术、人才、教育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促进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这一切都体现党和国家对中西部和民族地区的政策倾斜，也意味着我国经济重心西移的战略已经确定。这不仅符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且将使中西部地区增强信心，艰苦创业，加快发展。何况，在情况起了变化后，中西部地区有条件接受东部地区的辐射、带动和帮助，其效率也会不断提高。
特别是随着产业的转移实现经济布局合理化，积极推动地区间优势互补，合理交换和经济联合，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回报率有可能逐步高于发达地区，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总之，中西部地区只要因势利导地运用发展的区位差，设法引进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资金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并结合当地实际加以吸收、消化，节省自己的时间和成本，就能够与东部地区同时达到同样程度的现代化。这也可以说是后发展战略，或称“捷径战略”。当然，这不排斥自主的、内生的发展；相反，更会增强自力更生精神，消除依赖思想。
三、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对策建议
加快中西部发展只依靠中西部地区自身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国家的强有力的领导和协调。为此建议：
第一，成立中西部发展协调机构。
我国在加快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时，国务院成立了“特区办”，这对东部的发展起了很强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中西部地区的加快发展面临的问题更多、难度更大、涉及的范围更广。因此，国家应成立一个与“特区办”对等的有权威的负责中西部加快发展的协调机构。这个机构的职责就是全面组织实施中央提出的支持中西部发展的五条措施，研究和处理中西部在加快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反馈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建议，负责组织东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加工型产业向中西部的具体转移，加强协调东部与中西部的分工与协作关系，鼓励和引导东部地区和国外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机构去研究与实施，再好的政策和措施也难落实到位，整个中西部发展中出现的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也难以及时解决。
第二，在中西部地区建立“试验区”。
东部地区发展，国家是有试点的，如建立若干个经济特区等，对东部地区的发展起到了示范、带动与辐射的作用。在促进中西部发展时，也应搞一些试点，选择若干个资源、交通等依托条件较好的地区设立试验区。实行地区倾斜和产业政策倾斜，进行重点开放，从而形成中西部地区新的增长极和辐射源。中西部地区建立试验区要以缩小地区差距为主题，解决东西部发展差距问题。它可以借鉴国家实施沿海开放战略的成功经验，超前试验扶持欠发达地区的特殊政策，进而从整体上启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如1994年国家民委和国家体改委在民族地区建立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乌海市、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青海格尔木市、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改革开放试验区，有关部门应制定具体的特殊政策，认真加以实施，并赋予地方政府在人事权、财权、决策权方面扩大自主权，使中西部试验区享有更大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中西部综合开放试验区的试验，要突出资源开发和加快脱贫致富这两个重点，千方百计地为中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创造有利条件，为广大中西部地区加快经济发展提供经验，做出示范。解决那些生活在无水、无土、无路的“三无”地区群众的脱贫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异地开发脱贫。
第三，制定中西部投资法和发展法，设立地方发展银行。
缩小差距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九五”期间首先要遏制住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然后才能谈得上缩小差距。要通过立法，使缩小差距工作有法可依。建议国家制定中西部投资法和发展法，用法律来确保各项倾斜政策的贯彻落实。同时，建议设立中西部地方发展银行，一方面抑制中西部资金外流的趋势，另一方面，通过适当增加中西部的贷款规模，允许中西部多发一些企业债券、多给一点企业股份制改造所需要的募股额度、扩大投放信贷资金等措施，缓解中西部资金短缺的矛盾。
第四，在资金、项目、政策等方面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大力支持。
1、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予中西部资金上的支持，已被有关方面所重视，但在计算支付转移的口径上，要充分考虑一个省区的综合经济指标，而不宜单纯看人均财政收入状况。民族地区上缴税率较高且财政自给率很低，加上每年拿出很多钱解决贫困问题，使地方财政不堪重负。国家应逐步增强对中西部特别是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同时建议中央在执行宏观政策时不要“一刀切”，尤其是在税收、税目、税率等问题上，对中西部和民族地区采取适当放宽的政策；并从中央财政总盘子中切出一块，增强对中西部地区的专项投入，特别是对农牧业的投入；采取一切有利于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提高粮棉比较利益和农民比较效益的政策；理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以增强中西部自我发展的能力。
2、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等重点项目，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必须在“九五”期间（或从“九五”开始）把一些能带动一个区域、一个省区经济发展全局的项目摆在中西部地区。唯有如此，才能使中西部地区投资带进来了，人才也留住了，经济也带动起来了。人是生产力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引导人才向中西部流动，不能仅仅靠政策，更要有好的项目，让大家来这里干事业，让英雄有用武之地。在确定项目时，既要重视经济效益，又要兼顾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共同富裕等整体效益；既要考虑资金回报率的短期成效，更要考虑到帮助落后地区经济启动后带来的长远的效益；将有限的资金重点投向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和培植优势主导产业方面，变“输血”为“造血”，加快中西部优势资源的开发、支柱产业的形成和名牌产品的创造。
3、相应调整对外经济政策，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践证明，对外开放对整个经济的带动作用是十分强劲的。不仅国际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世界上凡是发达的民族无一不是开放的民族。对外开放是后发展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抓住国际资本寻求出路的机会，多引进一些外资并合理利用，对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无疑会起到巨大的作用。当前，在引进外资上我们应采取政策等措施，尽快实现两个转移：一是区域上的转移，鼓励外资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二是产业上的转移，鼓励外资由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向中西部基础设施、农业、资源开发等产业转移。为此，在政策上要做相应的调整，以利于外资实现两个转移。对我国来讲，外资西进不仅有利于缩小东西部的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
内陆边境贸易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发展边境贸易，1996年1月3日国务院下发了（1996）2号文件《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为内陆边境贸易提供了新的机遇。但目前边境地贸易企业同样面临着经营范围小、资金严生重短缺、出口退税不足等困难，这需要对内陆边境贸易实行更加放宽和灵活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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