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

    韩志君：笔名子君，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兼导演，现供职于长春电影制片厂。本人曾先后就读于东北师大、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主要著有《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雾·海·帆》、《烽烟飘过的村落》、《女性世界》、《风雨恋爱角》、《越狱女囚》、《隐秘》、《特区大享》等电影、电视剧作品，以及《命运四重奏》、《邻家嫂子》、《雾满落雁岭》等长、中篇小说和一批诗歌、散文。其导演的作品主要有：《雾·海·帆》、《烽烟飘过的村落》（“冰雪篇”和“风雨篇”）等。其作品曾多次获得全国“飞天奖”、“金鹰奖”、“五个一工程奖”和东北“金虎奖”、“长白山文艺奖”，并和弟弟韩志晨一起荣膺全国“飞天奖”最佳编剧、东北“金虎奖”最佳编剧等单项奖。

推荐书目

    《忏悔录》，卢梭著。

读书赠言

    在我的眼中，一切“名家之言”，都是一家之言；一切“权威”，都不是权威；一切普通老百姓，都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  

对中国影视剧创作与评论现状的几点思考 ——兼谈我的艺术理想与追求

韩志君  

  一、 双向的挑战

    一年多以前，电影频道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终于开播了。它的开播，似乎为处于窘境的中国电影打了一针强心剂。真诚而善良的电影人，个个笑逐颜开、额手称庆。更有许多老、中、青艺术家，纷纷在荧屏上亮相，用那些热得发烫的语言来表达他们难以自抑的内心喜悦和倾吐不尽的心声。作为一批深深挚爱着电影并为她目前面临的窘境而苦苦焦虑的人们，这种欢天喜地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与这些朋友们有所不同，我从电影频道开播这件事上所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更深层的危机、一种更为强有力的冲击和新的挑战。

    现在，电影频道每天播出八部影片，再加上中央电视台其它几套节目中的“正大剧场”、“国际影院”、“世界电影城”，还有各省级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播出的各种各样的电影作品，一个以“电影频道”为主干的“家庭影院”便在千百万个家庭中比较完备地形成了。要想把如此众多的观众从舒服、温馨的“家庭影院”中拉出来，让他们“打的”或挤公共汽车上街并且花钞票进电影院看电影，那将需要我们提供多么具有诱惑力的作品呀！那将需要我们付出怎样艰难竭蹶的努力呀！如果我们电影工作者不能清醒地看到此点，而也同观众们一道去欢呼“家庭影院”的诞生，那就势必使我们的电影创作陷入更被动、更窘迫的境地。

   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位中年导演在谈到中国电影的现状时曾大声疾呼：“现在我们电影工作者已经到了‘抗战守土，匹夫有责’的时侯！”他的声音极悲壮，听了让人心里发颤。过后细细品味，觉得他“抗战守土，匹夫有责”这八个字用得实在是好。我认为，中国电影确实已经处于这样紧要的关头。

    曾几何时，电影曾技压群芳虽然最为年轻却位居七大艺术之首，那是何等的气派和辉煌！那时，即便你是一个最普通的电影人，即你所干的是一种最不起眼儿的行当，但当你走到大街上的时候也会十二分的令人垂涎和艳羡。那是一个电影被尊崇为艺术女神、电影工作者脑袋上闪耀着光环的年代！然而现在，这样的黄金岁月却似乎浪打流波一去不返了，电影仿佛那个曾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伴随着时光的流逝疆域变得愈来愈小，往日的辉煌也愈发地丧失殆尽。尽管我们不情愿，尽管我们不甘心，可我们却仍然不得不忍痛正视这个近于残酷的事实。那种认为电影频道的开播便可以使中国电影走出低谷的看法，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与冷峻的事实将会大相径庭。

    如果说，过去，我们的电影受到了电视的强烈冲击和挑战，那么伴随电影频道的开播，她又开始正式面对自身的挑战！电影的对手，不再仅仅是电视剧，而又多了她一奶同胞的兄弟姊妹们。他们将一批批接踵而来，并且又插上了电视——这个大众传媒的翅膀，可以长驱直入地闯入千百万个家庭。勿庸讳言，这种冲击将是巨大的，挑战将是强烈的，搏杀将是残酷的。

    与此同时，电视剧的日子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安宁。一部电影，九十分钟，正好相当于两集电视剧。她的制作费用，目前最低也约在一百五十万左右。除极少数的题材，一般很难在两集电视剧上有这样高的投入。也就是说，电影在制作上，一般要比电视剧精美和精细。而且，电影用胶片拍摄，依现在的情形而论，分辨率再高的摄象机、质量最好的磁带，在色彩还原上也无法与她抗衡。电影频道的开播，对电视剧也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在电影和电视剧之间，电影频道实在是一柄双刃剑！

    我说了上面的这样一番话，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不意味着我们的电影就已经走到了尽头，更不意味着电视剧创作已成昨日黄花。先说电影，从她呱呱坠地到现在才仅仅走过了一百年的行旅，同先秦文学同两汉乐府同盛唐歌舞同宋朝绘画同元代杂剧同号称七大艺术的所有另外六门艺术相比，她都还只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她并没有苍老，甚至还没有步入中年，她不该也不会就此一蹶不振，她更不该也不会早夭！而电视剧，作为一种新崛起的艺术形式，她更应当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症结之所在。我以为，最为重要的不在于电影频道是不是上了卫星，而在于我们影视工作者是不是能拍出振聋发聩的精品，是不是能拿出脍炙人口的佳作。而拍出精品拿出佳作的前提和关键则是必须首先抓出不同凡响的好剧本。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好剧本，即便是法斯宾德等世界大师级的人物再世，也难以拍出好片子。而要抓出好剧本，就必得有好作家、好编剧。有位剧作家这样说：“在电影创作中，演员是重要的，导演是主要的，编剧是首要的。”从强调剧本重要性这个意义上，我对这话很赞同。没有好编剧就没有好剧本，没有好剧本就没有好电影和好的电视剧，这几乎是铁律。面对新的挑战，我们必须设法尽快吸引一大批优秀分子，造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由全国顶尖高手所组成的创作群落。这，乃是当务之急。

    电影商业片的大潮，使相当一批优秀的作家们渐渐疏远了电影，而使一些靠转抄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为生的末流、乃至根本不入流的写作者混迹其间，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了电影制片厂的红人和座上宾。这就更使得那些优秀的作家们对“触电”表现出某种失望和不屑。这种人才危机乃是目前我们电影和电视剧创作所遇到的一切危机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危机。遥想当年，闻名全国的长影小白楼那是怎样的一番景象？真可谓群英荟萃，智者云集，就算比不上孔夫子的学堂书馆吧，至少也超得过左丘明门下的雅士贤人。多少优秀的剧本，就从那里脱颖而出。那一座不大的小楼，几乎成了中国电影剧本最重要的集散地。没有那里的热闹，哪来的电影创作的辉煌！而现在，既然那里早已是门可罗雀，那么电影院前又怎能不“门庭冷落车马稀”？！

把重振电影雄风的热望寄托在电影频道的开播上，说穿了乃是一种幼稚的蒙昧。在各艺术门类优胜劣汰的相互挑战和相互竞争中，首先要使自身硬。惟有努力让自己成为“拿破仑”，才能金戈铁马踏破阿尔卑斯山！

二、对某些“主旋律”作品的质疑

    但是，当前充斥我们影坛和屏幕的作品，特别是其中某些“主旋律”作品，情况到底怎样呢？这，首先还得从文艺的功能谈起。

    在我们的文艺理论教科书和见诸于报端的大量文章中，一谈到文艺的功能，便常讲它有三大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美育作用。这是对的。但我以为，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影视剧，它首先必须具备可观赏性和娱乐的品格。因为惟有这种品格才是文学艺术作品区别于哲学、社会科学等各种其它意识形态的根本之点。毫无疑问，文学艺术作品应当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但惟有可观赏性和娱乐作用才是这一切作用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了载体，它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将如何发挥？

    中国的古典文论中讲“文以载道”，说的是以“文”载“道”，不是坐而论道，而且强调的是“载道”，而不是“说道”。然而，我们某些号称“主旋律”的作品，可观赏性和娱乐性实在太差。这样的作品，不论我们的舆论工具怎样的“拔苗助长”，却都依然是扶不起来的“天子”。它们不仅不可能真正地征服观众和征服市场，而且事实上还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观众都赶到外国和港台的影视剧一边去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

    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在我们的作品中写改革。事实上，写现实生活的作品，尤其是“主旋律”的作品，无论怎样也不能回避生活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的变革。但是，怎样表现这种变革呢？从现在银幕和荧屏上的大量作品可以看出实际上有着两种不同的路数：一种是“把生活改革化”，一种是“把改革生活化”；一种是“从社会到人生到人”，一种是“从人到人生到社会”。这两种创作路数，“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差别极大。前者，是从一般到个别，后者，则是从个别到一般。在可观赏性和娱乐性方面，也是迥然有异的；前者，往往思想大于形象；后者，则可以把作家对生活的深层认识和发现深深地蕴含在情节的丰富性和人物的多样性中间。

   坦诚地说，我赞同后者，而不赞同前者。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人，我们不能不时时记住我们精神产品的接受主体是中国的广大观众。这是有着很独特的美学传统和欣赏习惯的非常“桀骜不逊”的一群。你创作的东西如果慢待了他们，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慢待你。当然，他们不会像评论家们那样把自己对作品的主观感受诉诸文字。但是，你也千万别小看了他们。他们慢待你的办法虽然特别简单却十分厉害——根本不看你的作品，或者看上几眼就改换频道。不管你的主观动机有多么好，也不管你作品的时代精神有多么强烈，只要观众不看，你的作品的教育作用就无法发挥，认识价值也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谁在创作中忽视了文艺作品的可观赏性和娱乐性，就是忽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只要忽视了“使用价值”，商品的“价值”便难以实现。那种从作者自己的“思维定势”或者急功近利的目的出发，把生活“定位”、把人物“定格”、“把生活改革化”的作品，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它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美育作用的。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伟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鲜明地提出了这样三个观点：一是他们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关于反对把文艺作品作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而力主摒弃“席勒化倾向”和实现“莎士比亚化”的观点；二是他们在《给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所谈的“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的观点；三是他们关于“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观点。我认为，这三个观点中在实际上都已经包含了文学艺术作品要努力“生活化”，要注意增强“可观赏性”这样的内容。

    近来，不知为什么，我在创作中总是经常地想起浩然、柳青、赵树理、李准等一批非常有才华的前辈作家们。这些前辈作家们的成功和经验，特别是他们的失误与教训，极令我警醒。应当说，在探索文学艺术发展的文化苦旅中，他们都不幸地付出过代价，有些代价还是相当沉重的。这一点，只要认真翻一翻他们的作品，就会格外清晰地看出来。如果《艳阳天》、《金光大道》不写“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创业史》不那样格外地凸现“农业合作化运动”，如果《李双双》不把“人民公社”吃大锅饭作为李双双和喜旺的矛盾冲突点……那么，这些作品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美学价值，会不会比现在更高一点呢？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来说，切不可为自己没有经历过去这些前辈作家们所经历的那种畸形岁月而暗自庆幸和掩口窃笑，而应当努力把他们所经历的代价变为我们的财富，从而真正地明白应当写什么，不应当写什么；应当怎样写，不应当怎样写。因为生活本来就是纷纭复杂的，只要你在创作中稍不小心或经不起什么诱惑，再过二十年回眸来看，你也未必就不是当年的他们！

三、对部分评论家的评论  “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我们常可以听到评论家们这样说。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的大树是常青的。”我们也常可以看到评论家们这样写。

    但是，我们的有些评论家对生活的熟悉程度究竟怎样？

    从现在我所读到的一大批影视评论来看，我们有相当一些评论家，对生活，尤其是对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生活，还显得相当陌生，甚至有些隔膜。他们实际是在以自己的书斋为圆、以从书斋到办公室的距离为半径的小圈子中生活、观察和思考。这样，就难免只会操着自己所熟悉的理论条文和多年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去分折作品，去研究人物，去作出审美评判。本来，创作是“发明的事业”，而评论是“发现的事业”；创作是“在无之中创出有”，而评论是“从砂之中寻出金”。可在有些评论家那里，评论却从“发现”蜕变为“衡量”，而“衡量”的惟一尺度就是他们头脑中的“思维定势”。这样，中国的影视界便出现了一种很有趣的情况：评论与创作、评论与观众欣赏之间呈现出一种严重的审美错位！

    一是评论与创作的错位。卡尔·马克思在他的《神圣家庭，或对批判所做的批判》这部论战性的著作中，曾针对欧仁苏在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中对生活的描写和对玛丽花等人物形象的塑造鲜明地指出，作家在创作中不能也不应当把人物“本来的形象”变成“思辩的变态”、把“现实的世界”变成“抽象云雾之上的飘渺的天国”。他还特别提醒评论家们要善于揭示“思辩的秘密”，而不要沦为“贩卖秘密的商人”。在实际的创作生活中，对于一个不甘平庸的作家来说，他一定不会把“思辩原则’作为出发点，不会满足于对常识性“真理”的图解，而总是会老老实实地到生活中去跋涉，并且致力于对未知真理的发现。文学艺术作品的震撼力和认识价值，常常就表现在这里。而我们的一些评论家，却常常是从“先入之见”出发，只是一味地强调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而不去了解生活“本来的样子”到底是怎样，更不去考察生活的变化和变化了的生活，以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情绪和他们心底的旋律。因此，对于作家真正来自生活的那些独特发现和新鲜感受，他们不但不易认同，却反而易感陌生、惶惑、乃至不解，甚至会把作家的得意之笔当作失误，而把作家自己都感到牵强的东西看作成功。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他们对生活的不熟悉，常常视“矫情”为激情，拿雕琢当精美，把那些并不来自生活的“虚假现实主义”和“廉价浪漫主义”的东西看成“主旋律”而赞赏有加，乃至拔苗助长。这种审美错位，造成创作者与评论者情感的疏离。歌德当年就曾说过：“永远不要迁就评论家的要求，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见解去写作。”现在也有相当一些作家对有些评论家和他们的评论很不以为然，其源盖出于此！

    二是评论与观众欣赏的错位。中国电视剧所面对的接受主体，是中国的广大观众。从宏观上说，这是一个整体文化水准亟待提高的群体。有的评论家，从很高的美学视点、文化深度和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去评论作品。广大的观众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从这个意义上所发生的评论与观众的审美错位是正常的。我所说的，不是这种情况，而是指：有的评论家，不了解生活，也不了解观众的审美需求。对于在观众中引起很广泛心灵共振的作品，他们往往不以为然；而对于广大观众看起来味同嚼蜡的那些急功近利的东西却起劲地推崇。这种审美错位的发生，使评论失去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它所起的，实际是相反的导向作用：常常是评论家们愈说好的作品，就愈是很少有人问津；而对于评论家们大加挞伐的东西，观众却又趋之若鹜。聪明的评论家确实应当对这种情况深长思之了！

    目前，在中国影视界中，评论与创作、评论与观众欣赏间所发生的审美错位是相当严重的。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种种，但就多数评论家来说，还不会是故意昧着良心说假说，而主要还是熟悉生活和不够了解观众使然。创作与评论，是文学艺术的两翼。正如茅盾先生所说：“一个批评家应当比作家具备更多方面的社会知识，更有系统的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更深刻的对社会现象的判别能力。”只有这样，评论家们的文章才能有更多的真知灼见，才能更富感染力和号召力，才可以使观众众望所归、使作家心悦诚服。从这个意义上说，评论家们熟悉和了解生活，实为亟需！

去年，在一次全国性的创作座谈会上，我曾简要地阐述过上面的这些观点。当天，和我一起与会的剧作家王兴东同志便悄悄告诉我，说我的话使在座的两位评论家颇为不快，他们在饭桌上生气地说：“我们深入什么生活！”也许，作为评论家，他们历来都是评论别人的，对于自己也被别人评论还不那么习惯。但凭心而论，我说出这些话来，实在是想以此与评论界的朋友们共勉。在这里，我又一次冒昧地对部分评论家和他们的评论作了一番评论，也依然出于同一个目的。人，认识生活很难，认识自己更难。无论作家、评论家，还是广大的观众，都概莫能外。

四、我的痴情与眷恋

    上面，我讲了当前电视剧创作和评论的不少问题，也许用语过于苛刻。但如果认为我是故意吹毛求疵，那就错了。实际上，我只是“恨铁不成钢”。我对电视剧，特别是对电影，内心深处充满了痴情与眷恋，并且绝非从今日而始。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那时候，不是没有电影，而是没钱看电影。父亲、母亲以微薄的薪金，支撑着我们这个多子女的家庭。面对七个满脸菜色、饥肠辘辘的孩子，他们如牛负重，入不敷出的忧虑成年累月地与他们如影随形。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很少看见他们十分开心地笑过。作为他们的长子，作为弟弟妹妹们的长兄，我懂事较早，很自觉地以自己的稚嫩之躯从父母的肩头抢过了本还不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重负。每当学校组织看电影，我总是悄悄溜掉。两毛线，那时足可以买一筐青菜，够全家吃一整天，怎么舍得拿去看电影哩！

    我这辈子所看到的第一部电影，是《两亩地》。那是一部印度片子，是写地主怎样欺侮和压榨农民的。学校说是阶级教育不许不看，我这才不得不向父母愧怍地伸出手去——为医却眼前之疮，而不得不剜掉心头之肉。然而，没想到就是这部片子，却成了引导我走上电影之路的最初启蒙。影片中农夫向波那凄苦的家境，以及他为了保住自己那两亩地而大弓着脊背走上加尔哥达街头拉洋车的窘态，还有他那蹲在路边给白人擦皮鞋的小儿子和差点儿在富人车轮下丧生的妻子不寻常的命运，都在视觉上和心灵上给了我太强烈的撞击！也许是受这部影片的吸引吧，此后不久，我便忍不住又第二次向父母伸手，看了印度的《流浪者》。那一曲“丽达之歌”和“拉兹之歌”，还有影片中两个身世迥然不同的青年人那极为复杂的情感世界，实在令我心醉神迷。

    从此，我便迷上了电影。它在我眼前，展开了一片奇异而广阔的天地。若干年后，当我也跻身于电影工作者的行列，当我与自己从童年少年时代就很敬重以至于崇拜的人们一起共事，也开始为别人创作电影的时候，我内心里的喜悦、冲动和强烈的自豪感，是只有我自己才真正知道的。

    然而，没想到，好景不常。当我们这一代电影工作者气势正盛的时候，电影自身却已经失去了她昔日的辉煌。她再也不是被人们娇宠的女神，而几乎沦为了沿街讨要的乞儿。曾几何时，人们是那般焦灼地呼唤着电影，而现在，电影却又更十倍焦灼地呼唤观众；当年，我们是没钱看电影 ，现在却是人们有钱基本不去看电影。这是多么巨大的反差啊！于是，一批人颓丧了，失望了，在电影还没有宣布遗弃他们的时候，就抢先写下了休书；还有一批人乘电影眼下还略有那么几分姿色的当儿便急切地出卖她的贞操，以低劣的作品去“欺世”和“媚俗”。当然，也仍有冥顽不化者，对电影始终有那么一份难舍和难解的情缘。我，大约就属于这其中的一个。

   对于我们的电影，我愿把玛格丽特·杜拉写在她小说中的一句话真诚地献给她：“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时候更美。那时侯，你是年轻的女人；与你那时候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倍受摧残的面容。”

    而对于电影的胞妹电视剧呢，我也同样是一往情深。“如果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嫁妆，赶着那马车来……”如果借用这句著名的歌词来表达我内心深处对影视剧这一对同胞姐妹的情愫，那是再恰当也不过了。

    五、我的思考与追求

    既然我如此深情地挚爱着影视剧的创作，那么，面对世纪之交，我在这个方面到底有那些思考与追求呢？

    以下这些话，便是我自己在读书和写作生活中的“心灵独白”——

    对于一个舞文弄墨的人来说，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和自然是无限的，而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的描绘对象是无限的，而我们每一部具体作品的容量和深度又总是有限的。我们在与生俱来的既定环境和条件下生活、创作。无论是谁，都无法跨越有限达到无限，都无法超出短暂达到永恒。如果有谁试图完全摆脱时代与历史所给予自己的局限，那无异于想用手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但是，只要我们的心灵之海无垠，只要我们的情感之树不枯，只要我们的思绪之舟无羁，那么时间和空间对我们和我们的作品就会是宽容的：在有限中，会储存无限的元素；在短暂中，会包含永恒的因子。

    现状和习惯，常常可以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认识这种束缚，有时甚至比摆脱这种束缚更为艰难。我非常钦佩那位以“相对论”震撼了人类和地球的爱因斯坦，尤其赞赏他刻在自己身边那架地球仪上的座右铭：“一只盲目的甲虫，在弯曲的球面上爬行，它常常意识不到自己走过的路是弯曲的。”也许，正是因为他比较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甲虫般的盲目，所以他才成为了卓然不群的智者；也许，正是因为他比较早地发现了自己所走过的路是一个弯曲的球面，所以他才成为了“雅典娜”的宠儿！

    每一种历史的进步，都必然以最先为这种进步而努力的先进分子的牺牲作为代价。有些人，不怕牺牲自己，因此便没有把自己牺牲掉；有些人，太怕牺牲自己，因此便把自己永远地牺牲了。

    现代化，就是现实的人对人的现实所进行的挑战。

    改革，就是我们全中华民族要齐心合力地冲破一张旧的传统观念的大网，尤其是每个人都冲破自己的心灵之网。

    我们手中的笔，应当桀骜不驯地表现这个挑战和冲破的伟大进程，表现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人、这些人的心、还有他们的魂。每一个情绪的微澜，每项一次情感的律动，都应当是我们细心搜寻的“金粉的微粒”。没有它们，就不会有那献给现在和未来的浸透了我们情感和心愿的一支支“金蔷薇”！

    我不甘心只做“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那万千朵小花中的一枝，在春寒料峭中“领新标异”的“二月花”才让我歆羡，而那“红于二月花”的“霜叶”，则又更加令我们神往！你看，即便是在“秋风凋敝树”的日子里，它却依然自信、执著、而又执拗地燃烧！

    “红叶经霜久，依然恋故枝。”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情愫！

    苦难的历程，对于普通人，也许不堪回首；而对于作家，则是财富。

    童年、少年、青年……在所有过去的岁月中，我都是一个经过“霜”的人。当我不谙世事时，曾为此无限自馁；而在我终于“不惑”时，又为此无比自豪。

    在我的眼中，一切“名家之言”，都是一家之言；一切“权威”，都不是权威；一切普通老百姓，都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

    “人恶俊异，而世庇文雅。”时间，这个人世间最无情义的东西，乃是我们最为尊崇的伟大批评家。我们始终恪信：惟有它，给予作家的评判才最公证，也最权威。

    在我们生活的海面上常常会有风、有雨、有雾，但是我们自己也有船、有桨、有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