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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
金恩辉，男，1938年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57年由吉林省实验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61年毕业分配到吉林省图书馆工作至今。
致力于图书馆学、文献学、地方史志、美学及文艺理论研究。有关上述领域专著出版2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曾赴我国台湾、美国考察或讲学，获美国太平洋通讯与技术学会荣誉证书。
现任吉林省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吉林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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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摘》，月刊。
读书赠言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陶渊明）此言颇合我读书治学体验，借以赠送读者。信史耐读，志以存真；吉林文学，震古烁今。
评吉林省文学志兼论吉林文学的历史发展
金恩辉
自中共吉林省委1983年决定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并在省内全面铺开新方志编撰工作以来，我省设计中的《吉林通志》93部专业志，截止目前已出版了40余部。我有幸从修志伊始即被主持省志的领导聘为编委委员之一；十几年间，每有机会阅读其中某一新志书稿时，都止不住为吉林人民在各个领域所创造的历史业绩而激动不已，每次都增添着我热爱东北大地、热爱吉林乡土的深刻感情。一部部《吉林通志》各专业志陆续问世，犹如一条历史信息构成的长河，一浪越过一浪，纷纷向我们飞溅而来，其千姿百态和夺目光芒，令人目不暇给，足以震古烁今。
近日，按照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统一部署，由吉林省作家协会负责编纂、省作协副主席朱晶与谭其贤任主编，谭其贤执笔撰写的《吉林通志·文化艺术志·文学》卷（简称吉林文学志，下同），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作为一名对吉林省文化历史不能算是陌生的读者，作为一名从五十年代起就曾涉足吉林文学的评论工作者，不能不为这部视野宏阔、丰富厚重、知人论文、句句耐读的文学志所打动。
文学，是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文学传统、文学发展的状况，标示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兴旺发达的程度。人们历来投入主要精力去挖掘和发扬源流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文学现象和规律，而对包括我国东北在内的边远地区的文学传统，则因难度较大，系统清理和认真归纳得却不够，这长期是一薄弱环节。构成中国文学主体的华夏汉族文学，历史上就不是一个封闭的、超稳定的系统，而是开放的、经历着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滋生于祖国东北边疆、具有多民族特点的吉林文学，在有史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也映射出源远流长、绚丽灿烂的中国文学的光辉。在这种意义上，吉林省出版的第一部有关文学方面的专业志书，也是迄今在全国完成的第一部文学志，不仅填充了我国文学史、也填充了我国志书史上的空白。
吉林省文学志记事时间，以1653年（清顺治十年）宁古塔将军设立为上限，以1985年为下限，大体上记载了从清初到新中国八十年代中期约330余年间的文学史实。全书44万字，共5章25节，内容包括概述、文学团体、作家与作品、文学理论批评、文学刊物和报纸文艺副刊、文学活动几大部分；对除去另行出版独立专志的戏剧、电影外的文学领域，如诗歌、小说、散文、儿童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文学、文学评论、理论研究、文学的论争、讨论和争论、文学刊物、报纸、人才培训等方方面面，都做到了“竖不断线、横不断面”，点面结合、纵横交叉的勾勒与陈述。
作为一个多民族居住地区的边疆省份，吉林省除汉族外，还有蒙古、回、朝鲜、满、锡伯族等少数民族。吉林境内的所有民族，尽管人口多少不等，地域分布有所不同，使用的语言文字各异，在历史上和在现实中都对吉林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吉林省文学志中，吉林文学由多民族构成的特色，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撰者辟有专节，分别地介绍了吉林省的各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志对诸如蒙古族的史诗、歌谣、祝词等传世之作，对反映蒙古族同胞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王公，举行武装起义的民族英雄陶克陶胡、嘎达梅林事迹的长篇叙事诗，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对朝鲜族书面文字，从清末民初延边一带进行反日斗争的朝鲜族义兵将领们于戎马倥偬中写的旧体诗，到20世纪初叶具有启蒙思想的朝鲜族知识分子创作的唱歌这种新的诗歌形式，以及对“五四”运动以来，以自由体新诗为发端的朝鲜族爱国主义诗篇、诗人，乃至朝鲜族作家的长、中、短篇小说，童话、寓言、儿童文学等等，都不吝篇什，娓娓道来。
满族的故乡之一是吉林，自16世纪中叶满族人口大量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十分注意吸取和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康熙皇帝玄烨带头用汉语写诗。吉林籍的满族文人无论是移居关内，还是固守乡梓，他们都在文学上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凡是爱国爱乡、寄情于人民疾苦，有利于社会进步、推动吉林发展的，无论文学家操起何种文学样式，具有何种风格，都在吉林省文学志的长廊中占有一席之地。
昔人云，志属史体，所以人们常把编史修志联在一起来讲。但文学志毕竟有别于文学史，前者始终以资料详尽、记叙准确为第一位。文学史主要是从文学发展进程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吉林省文学志既占有了大量的文学史实，记载了数以千计的作家、作品，撰者却又不满足那种就人记人、就事述事的罗列铺陈，而是对无比丰富、生动具体的原始资料爬梳、整合，构筑框架，力求从历史的积淀中归纳一些公允而客观的认识。我认为，这对尚付阙如的未来的吉林省文学史的诞生，实际上是做了一件打基础的工作。
吉林省文学志第二章（作家与作品）第一节诗歌部分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该节将吉林诗歌分为古体诗词、新诗、诗集和诗人四个部分。撰者在“古体诗词”部分里，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流畅的文笔记叙了自清初到1919年（民国8年）“五四”运动时期，作为清代和民初吉林诗歌创作主流的古体诗词的发展，将主要诗（词）人及其作品分别归入“流人诗”、“流民诗”、“御制诗”、“扈从诗”、“旅人诗”等类别，又对被誉为吉林诗歌先行者的清代诗人沈承瑞，晚清吉林诗坛进入高潮期的代表人物、“吉林三杰”宋小濂、成多禄、徐鼐霖等人的诗作及其写作风格、艺术特色进行中肯的评述；同时，还从大量史料中披沙沥金，精选出1908年时为中华革命同盟会会员的林伯渠在吉林工作时所作的《偕友游吉林龙潭山》等4首古体诗。在“新诗”部分里，撰者首先指出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吉林出现了白话写作的新诗，并逐渐取代了古体诗词的地位。这种新诗扬弃了古典诗词中极严格的规律约束，创造了更适合于表现现代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之后的吉林诗坛在不断学习、探索和实践中，出现了自由体、新格律体、十四行诗、阶梯诗等多种形式；充分肯定了被同时代作家称为“东北新文学的开山老祖”的穆木天在20年代吉林文坛上“开一代诗风”的重要作用；介绍新诗发展过程时，将不同时期的有重要影响的吉林诗人及其作品，分别放在初创期、受挫期、复兴期、发展期、兴旺期五个历史阶段中，阅之可了然吉林诗歌发展中伴随时代的变化而演变的行程。在记述新诗成为现代吉林诗坛的主流的同时，撰者更没有忽略新中国建国后、特别是打倒“四人帮”、吉林省走向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古体诗词又得以复兴的盛况。在“诗集”部分里，撰者从清末民初、东北沦陷时期、光复及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建国后等四个阶段，依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为根据，用列表的方式具体地著录了近百名诗人历年来正式问世的130部诗集；“诗人”部分又重点地介绍了“五四”以来以穆木天、公木等为代表的十余位我省乃至国内影响较大的诗人。
依照这种体例，在文学志的其他章节，撰者还为我省的小说作家、散文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少数民族作家、民间文艺家、文艺理论批评家加在一起共约百位现代、当代文学人物写了小传，简述每人生平简历、代表著作及成就，并附以照片。由于撰者长期在我省从事文艺评论工作，对所叙的文学现象皆了然于胸，又广泛吸纳了他人的研究成果，故这部文学志无论是结构框架，还是记人论文，来龙去脉，皆言之有据，毫锋笔墨之间，闪动着思想的火花，使人读来兴味颇浓，爱不释手。
吉林省文学的面貌、发展的道路，是纷繁复杂、曲折艰难的。现代、当代以来，就有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对正在萌发的新文学的严重摧残，新中国蓬勃发展的文学事业又遭到“左”的思想干扰和冲击，乃至“文化大革命”对优秀作家、优秀作品的全盘否定。不同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或者风行于某一历史阶段的社会思潮、文学流派，常常制约着或者影响着对许多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使之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历史上即使有些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由于当时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往往得不到肯定，或者因时代急切地交替和更迭，有的只领风骚三五年，渐渐湮没无闻，甚至被人遗忘。撰者面对搜罗丰富的文学史实，坚持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摒绝一切干拢，摆脱那些悖离于文学发展规律的不正常状况，秉笔直书，去伪存真，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我省各个历史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对各个领域的文学家及代表作品，力求做出客观而公正地叙述，使史料性和科学性得到较好的结合。
以第二章第二节小说部分为例。撰者追本溯源，挖掘出吉林省的小说创作始于民国年间，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新诗的崛起，……吉林的短篇小说也逐渐地繁衍起来，一些文学青年带着散发着北国浓郁乡土气息的新文学作品，闯上文坛，于成泽（于毅夫）、李辉英就是其中的二位。”志书介绍吉林早期的短篇小说有：于成泽描写一位老农因迷路“被严寒吞噬了生命”的北方农村生活的《雪》（1925年），李辉英描写“九·一八”后东北某省女中学生受日军侮辱的故事《最后一课》（1931年）；长篇小说有：周东效的描述中国大革命史实的《站长》（1929年），李辉英以日本帝国主义在我省制造“万宝山事件”为题材的《万宝山》（1932年），萧军的反映吉林磐石抗日游击队事迹的《八月的乡村》（1935年），骆宾基的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斗争中成长的《边陲线上》（1936年）；中篇小说有《名星》（李文光）描写沦陷区农村贫困、饥饿、疾病、死亡、破灭景象，歌颂群众投奔抗日义勇军过程的《路》（1933年）等等。由于代久年远，许多作品今已鲜为人知，撰者却发常人所未见，使之重现光彩，对这些充满爱国爱乡爱民情怀的文学图景作历史的叙述，为我们廓清了三个世纪以来吉林文学发展的优良传统，并以科学的历史穿透力和翔实的文学史料，为我们回眸和观照吉林文化和精神文明形态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在记述新中国成立后吉林小说创作时，撰者以大量的史实，记载各个历史时期破土而出的文学新人、新作，包括各种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作品，特别富有说服力地记录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吉林小说的崛起和长足发展，创作队伍空前壮大，名篇佳作联袂而出。介绍中篇小说时，突出地记述了作为创作主流的描写、反映改革开放、弘扬主旋律的优秀作品，同时也没有遗漏描写历史题材、东北沦陷时期题材、当代青年题材、香港题材、农村题材、国际题材等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据文学志介绍，我省的长篇小说从1978年“至1985年底突破50部，超过了从‘五·四’以后6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总和。”同时期内，“本省作家发表的中篇小说共计292部，且逐年增加：1978年2部；1979年9部（占全国80余部的1/9）；1980年21部（占全国410余部的1/12）；1982年43部（占全国600余部的1/14）；1983年58部；1985年76部。”撰者对上述作品的基本情况都做到了全面的著录，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还进行了富有社会意义和审美意义的、画龙点睛式的评述。
某位作家、某部作品一旦以某种形式的著作在某一时代问世，就成了社会的一种精神产品，从而就必然要接受社会的评论和历史的检验。在新中国建国后吉林文学发展中，由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年的浮夸风和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尤其是“文革”十年的极左路线对文学的全面专制，给我省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十分严重的。吉林省文学志的撰者敢于正视历史的真实，对历史上政治运动的失误、错案，对那些曾经被错误地批判过、否定过的作家和作品，引用1979年2月9日吉林省文联会议给予平反昭雪的正式意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一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发生在我省文艺文艺理论界的几次影响圈套的理论交锋，如：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讨论、关于“写真实”问题的讨论、关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问题的两次争论、关于文艺民族问题的讨论、关于改革题材问题的讨论、关于民间文学“改旧编新”问题的讨论等等，都如实地具体交待每次论争的时代背景、充分介绍各种不同的观点，不作任何政治上的定性或“法律式”的裁决，对主要史实、搜罗详尽、绝不遗漏；所有立题、立论，必引证原始材料为据。
对于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文学作品，如小说《猎雁记》（1956年）、《邻居》（1961年）、《紧要关头》（1963年）、《高洁的青松》（1978年）、《离离原上草》（1982年）等，当时因评论不同，曾引起了较大的争论和讨论，吉林省文学志的撰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均一一记叙了作者、作品发表的时间、作品的主要内容，对作品的不同看法、不同观点等等，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发生在我省文坛上的那些历史现象，提供了准确的线索和可靠的依据，我认为，这表现出纂修者认真负责的态度，也是历史责任感之所在。
文学理论批评、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都可能依照某种社会价值观或审美标准，对种种文学现象产生不同的看法。即使今天，文学界对许多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仍然看法悬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文学作品通过作家鲜明的爱憎褒贬的情感反映社会生活及其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其情感评价中无不渗透着作者的立场、观念和审美情趣。文学批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做出评价，也体现出一定的倾向、立场和观点。历史发展到世纪之末，我们对我省、对我国乃至对世界的文学，对缤纷杂陈的文学现象，企图能有“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一朝出现，是不可能的事，对许多固有的定论、偏见和不同意见重新审视，也许还需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吉林文学志毕竟率先走出了第一步。几代文人为关东文学的发展而奋斗的结果，终于展现在我们眼前。吉林省文学志使我们了解到近300多年间的吉林各民族从文学成果、文学观念、形象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精神内涵，到文学审美、形式、语言等等方面的创造，生活在祖国东北的各族人民所创造的文学，曾经有过如何多彩的局面和具有多么丰富的传统，这就为我们新的文学变革提供了一个起点式的参照。我非常钦佩撰者那种一切让事实来说话的、求真求实的存史修志精神，唯存史方可以总结，方足以资治。这种严肃负责的撰写原则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有利于贯彻“双百方针”、能够推动学术自由讨论的氛围，符合我国历代学者所谓“志属信史”话题中的应用之义，也充分表现出撰志者的良苦用心。
本文作者附记：吉林文学志使我们了解到3个世纪以来反映我省各民族生活、思想感情的文学。为了加深读者对吉林古代文学的具体认识，这里我将该志中所记载的一首古诗介绍给读者。诗题为《松花江放船歌》，作者为康熙皇帝玄烨。本文作者曾对该诗进行过评论，文章发表在《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三期。现将原文略加改动，附录于后，以供参阅。
附录：玄烨《松花江放船歌》小笺
金恩辉
一
从我国文学史上看，在某些封建王朝崛起、发展的时代，一些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包括有的封建皇帝，写过一些思想开阔、简朴有力的诗作。比如，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写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短短三句，表现出一种为统一中国而献身的宏大气概，显然有别于那种淫糜宫闱的颓废之音，或国破家亡无可奈何的消沉之气。同样理由，我认为，玄烨的《松花江放船歌》也是属于这类出自封建帝王之手的难得的好诗。现据《吉林通志》等书中所载，略加标点、校订，照录于后。
松花江，江水清，
夜来雨过春涛生，
浪水叠锦绣縠明。
采帆画鷁随风轻，
箫韶小奏中流鸣，
苍岩翠壁两岸横。
浮云耀日何晶晶？
乘流直下蛟龙惊，
连樯接舰屯江城。
貔貅健甲毕锐精，
旌旄映水翻朱缨，
我来问俗非观兵。
松花江，江水清，
浩浩瀚瀚冲波行，
云霞万里开澄泓。
这首诗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春末夏初，玄烨来吉林巡视，于松花江上所作。玄烨时年29岁。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他不迷醉宫廷享乐，走马关外，亲临边陲，在松花江的惊涛骇浪中视察水师、舰船，鼓舞东北各族人民反击沙俄侵略者的斗志，即兴写下了反映吉林、松花江沿岸的锦绣河山、北国风光的诗篇为我们留下了本乡本土三百年前的一支美的颂歌。这首诗感情热烈奔放，颇有峰峦高插、涛澜动地之气，一扫那种随风而靡、无病呻吟的虚假感情；其语言则通俗率真，深得流水行云、浑然天成之妙，更为许多“御制”诗中那种铺排造作、竞尚浮华的没有生命力的语言所望尘莫及。
当然，这首诗在祖国丰富的古典诗歌遗产中并不属于最佳作之列，在艺术上比起古代伟大的诗人们那些不朽的名篇还略逊一筹，但如果从内容上讲，它毕竟表现了古代东北人民的生活、斗争、思想、感情和愿望，以其强烈的地方特色，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我们的喜爱。
《松花江放船歌》表现了一个很有积极意义的政治主题，即：我们必须不忘敌人压境，时刻记住虎狼在前，为发展我伟大的中华民族，捍卫我完整的大好河山，要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打击一切入侵者。从这一重大主题出发，这首诗真实在记录了当年吉林各民族人民在统一的清王朝的领导下，制造船舰，演兵习武，同仇敌忾，为反击沙俄侵略者而在松花江上联防备战的英勇场面。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同人民的思想、感情，是息息相通的；这种愿望、要求和作为，完全符合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二
在中国的历史上，玄烨无疑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有所作为的皇帝。他生活的年代（公元1654——1722年），是十七世纪下半叶和十八世纪初期。1661年，玄烨八岁嗣位。当时，他面临着清军入关后，国内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交错，国外不断有沙俄侵略的复杂形势。在国内，鼇拜等官僚专政，继续推行圈地政策，使许多人民流离失所。吴三桂等藩王也在此时发展成为割据势力。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反动分子反对清政府的统一政策，或阴谋分裂，或投敌叛国。在国外，从十七世纪初期起，沙俄继征服西伯利亚以后，逐步东侵，指派哥萨克匪帮不断入侵我国黑龙江地区。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沙俄侵略者无视清政府的一再抗议和警告，加紧了武力扩张的罪恶活动。1677——1679年，沙俄匪帮的魔爪伸到我精奇里江；1682年，盘距在我雅克萨的沙俄军队悍然对我进行战争挑衅，制造了野蛮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事件，沙俄入侵者不断地沿黑龙江及其支流广大地区，修筑堡垒，强占土地，抢劫居民，掳掠妇女，屠杀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玄烨于15岁（1668年）正式亲政。作为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有远见的人物，他首先致力于解决国内许多重大的社会和政治争端。如1669年，玄烨逮扑鼇拜，停止圈地，减轻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1673年，下令削藩，讨伐吴三桂等发动的叛乱，经过为时八年斗争，到1681年完全平定，为统一全国，发展生产力奠定了基础。玄烨作为一个满族贵族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联合汉族地主阶级镇压明末农民革命运动，同全国各民族群众有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剥削人民、压迫人民，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等方面，固然是应该否定的；但他在统一祖国、维护民族团结，限制大地主阶级的反动利益和反击沙俄侵略等方面的历史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清廷对于来自沙俄的严重威胁，是早有所警惕和准备的。早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就在吉林市（今吉林市，时称乌拉鸡陵，小乌拉等）建船厂，“昂邦章京沙尔虎达造船于此，所以征俄罗斯也。”到了玄烨
时，“康熙十五年（1676年），移宁古塔将军驻乌喇鸡陵，建木为城，统新、旧满洲兵二千，并徙各省流人数千，修造船舰四十余艘，又有江船数十，日习水战，以备老羌。”“老羌”指的就是当时的沙俄侵略者。在修造船舰的同时，玄烨也开始积极训练水兵，在当时的吉林城，就有“吉林水师营，康熙十三年（1674年）设，原有战船三十只，运粮船八十只”，而“黑龙江于吉林修造船只”也是经常的事情。在吉林城东北七十里处的松花江沿，有一座乌拉城（今永吉县乌拉街，时称打牲乌拉，又称大乌喇，大乌喇虞村等）。清廷在此设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隶内务府，为皇帝采捕东珠、蜂蜜、松子和鲟鳇鱼；同时又设协领衙门，主持军务，以应战备，“乌拉城，额设捕珠大船七只，向由吉林水师营备领，威呼三百九十九只，内协领衙门四十只”。在康熙初年，吉林城到乌拉城之间，沿松花江七十里水域，实际上成了清王朝修造船舰，训练水兵，以备同沙俄入侵者作战的一个重要的战备基地。康熙初年，玄烨的注意力主要还在于国内的统一和政权的巩固，对于北方的防务只是积极准备和积蓄力量。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后，玄烨马上就把全面加强东北边防的问题，提到了重要的日程上。他于1682年远离北京，行程万里，亲自巡视东北，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了解情况，视察水师、战舰，为大规模的反击沙俄的侵略，做全面的准备。
据史书记载，玄烨东巡是从1682年3月23日到6月9日，共计七十九天。大部分时间用于旅途上，除在盛京谒祭陵寝占去八天，十二天是在吉林城、乌拉城以及两城之间的松花江水道上活动。
玄烨为什么如此重视吉林之行？甚至在小小的乌拉城还进行了六天的紧张活动？这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吉林城是从水路联结祖国北方前线的枢纽，是当时我国船舰制造、水师训练的基地；巩固东北边防，制止沙俄侵略，收复被敌人占领的失地，吉林的巩固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乌拉城是吉林市水路的出入要塞，它不仅同吉林城一样设置重防，而且从吉林——乌拉沿松花江顺流而下，船舰可直通于松花江下游、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几乎包括所有北方前线的大小支流，关隘要道，沿江城堡，如齐齐哈尔、墨尔根、额尔古纳，如爱珲、额苏里、呼玛、雅尔萨，如多伦禅屯、精奇里、宁古塔、丰满河、亨滚河等等，直到黑龙江入海口。上述各处正是当时沙俄侵略者已经占领或不断侵扰、或虎视眈眈的我国边境领土。因之，清代《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中说：“远迎长白，可谓五城锁钥；近绕松花，乃是三省通衢。”
玄烨此次东巡以吉林、乌拉及松花江水域的重点，说明他是一位有战略眼光的军事家。他在此行中以视察松花江水上备战状况、检阅水师官兵的战斗力、部署备战的新措施达到了高潮。因此，当“乙亥，泛舟松花江上”时，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的玄烨，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了《松花江放船歌》这首令人赞赏不已的爱国主义的诗篇。
三
《松花江放船歌》共十五句，每三句诗为一段，可分成五个自然段落。全诗没有热闹的铺排，用白描手法再现了三百年前充满战斗气息的松江春色，丰采华茂，情景交融。
第一段为开头三句：“松花江，江水清，夜来雨过春涛生，浪水叠锦绣縠明”。写了时间、季节，但主要是写地点，烘托美丽的春天的松花江。清澈的江水卷着波涛，红日映照着初夏起伏的江浪，像织着五彩滨纷画卷的锦绸，闪烁耀眼。北国的松江景色深深地触动了作者的万般情思。
第二段首句“采帆画鷁随风轻”，写江中画意。鷁，是一种像鹭鸶的能高飞的水鸟，采帆上的画鷁鸟随风飘动，可谓诗中有画。诗中用“随风轻”三字，画面着一“轻”字，便由静而动，船在江面急驶而过的境界全出。“箫韶小奏中流鸣”，写江中韶音。箫，是一种用许多竹管编成的乐器。韶，指古代的舜乐。此句尾为“鸣”字，使人仿佛亲闻韶音，激情满怀。“苍岩翠壁两岸横”，视线由江中飞向江外，这是全诗的过渡句。放眼松江两岸，苍秀的岩层，何等古老，翠绿的断壁，何等年轻，煞尾着一“横”字，就由近而远，将人们的娓娓诗情引向了捍卫北国广阔山河的凌云壮志。
第三段写战胜强敌的决心。“浮云耀日何晶晶？”含蓄地把沙俄入侵者喻为浮云。作者面对涛涛江水、展望两岸青山仰望朝霞远映的天空，以无比乐观的精神，坚定而又豪迈地自问自答说；北面飘来的几朵浮云又怎能遮盖住普照中华大地上的太阳的光辉呢？樯，即桅杆，引申为帆及帆船。据清代文献记载，当时的吉林水师营，就有各种类型的战船，划子船、渡船、运粮船、三板炮船、四板炮船等，其中大者船长七丈三尺。一般用于水战的四板炮船，每船可乘官兵135人
。正因为如此，玄烨才发出了“乘流直下蛟龙惊”的豪言壮语。
诗的第四段直写吉林水师官兵、船舰，为全诗的高潮。貔貅，猛兽名，形似虎，又说似熊。毛皮灰白，东北人称为白熊。其雄者为貔，雌者为貅。《史记》中说：“轩辕教熊罴貔貅驱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诗中沿用此义，以形容清兵与强敌不共戴天，必将像貔貅一样有同敌血战到底的决心。旌，是一种古代的旗，缀旄牛尾于竿头，用以指挥或开道，“貔貅健甲毕锐精，旌旄映水翻朱缨”二句，写得多么威勇、英武、奕奕传神啊！请看那披甲戎装的水上健儿，个个威武坚强，朱红色的帽带系在水兵们的领下，倒映在明澈的江面，同高高地飞扬在船杆上的战旗互为衬托，处处表现出一往无前、出师必胜的精神。
“我来问俗非观兵”句，是全诗的主题。本来是江上观兵，却又不说观兵，是作者不满足于当前水师、船舰的规模，暗示着今后将更大地发展水师、船舰，以便届时直接参加反击侵略者的战斗，那才真正称得起是“观兵”。“问俗”，当然是这次东巡的目的，正是根据这次“问俗”所得到的情况，玄烨才更加注意了战备的新部署，采取了为夺取胜利而必备的新措施。比如，当年6月，玄烨即放宽了对徙宁古塔、乌拉人犯的虐待，缓和了内部矛盾，联合东北各族人民，把矛头一致对准了侵略者。
此诗最后一段：“松花江，江水清，浩浩瀚瀚冲波行，云霞万里开澄泓。”是开头一段内容的照应，也是全诗的结尾，“浩浩瀚瀚”句，再次歌颂了惊涛骇浪的松花江自然景色的壮美；澄，指水之清澈，泓，系言水深。结尾句，是统一、昌盛、强大的祖国未来的热烈的颂歌。
综观全诗，起首三句，雄浑而有气魄，二至四段，写画鷁、箫韶、苍岩、翠壁、浮云、骄阳、樯舰、健甲、旌旄、朱缨……都是从正面用粗勒的笔触，顺情成章，不显生硬拼凑的痕迹。结尾句，复又扣住“松花江，江水清”这样一
句朴素的民歌体的字句，音节响亮，仍给读者以一唱三叹、流连忘返的印象。总的来看，此诗艺术上失之细腻，形式上略嫌疏浅；但作者感受真实，情绪热烈，尽管似乎来不及推敲雕琢，但来自生活的真情实感，一经驱使作者之笔，就如同笔下生花，滔滔汩汩，奔泻而出，终于一气呵成，较完美地完成了这曲对于松花江三百年前的自然美、战斗美的赞歌，为我们今天留下了一幅生动、真实，别开生面的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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