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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
李炳海，1946年10月生。吉林省龙井市人。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在东北师大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东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已出版《道家与道家文学》、《周代文艺思想概观》、《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等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多次获吉林省及国家教育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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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通史》，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华艺出版社出版。
读书赠言
宦海浮沉的写照和思索
———汉代文学“遇”、“不遇”主题漫议
李炳海
一、
初唐四杰之——王勃的《滕王阁序》是脍炙人口的名作，其中有一段引起古今文人共鸣的话语：“呜呼！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王勃提到的四个人都生活在汉代。遇到的都是明主，然而，无论是文人贾谊、梁鸿，还是武臣冯唐、李广，他们的遭遇均颇为坎坷，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贾谊被朝廷守旧派排挤，由大中大夫远放为长沙王太傅，最后死在梁王太傅任上，抑郁成疾，只活了33岁。梁鸿因作《五噫歌》批评朝政而亡命于东海之滨，终生困顿。冯唐在文、景两朝所任官不过是中郎署长、车骑都尉。至武帝即位，举贤良，但冯唐已九十余岁，无法再仕。李广身经七十余战，终未封侯，落得个自杀身亡的下场。这几个人都是仕途受挫，可以说是失意之人。王勃是信笔写来，但却触及到了汉代乃至整个古代士人普遍面临的遇与不遇的人生课题，因此他的话语广为传颂，至今仍然富有感染力。
对于士人而言，怎样才算遇？什么是不遇？对此，汉代文人有明确的界定。宣帝朝文人王褒曾作《圣主得贤臣颂》，对于士人的幸遇有如下说明：“故世必有圣智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宏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载壹合，论说无疑。”（《汉书》卷六十四下）王褒把士人的“遇”理解为贤臣与圣主遭逢，为圣主所用。他所说的遇有两个前提，一是本身贤明，具有良好的素质，否则，无所谓遇与不遇。二是君主圣智，不然的话，贤臣就难有出头之日。二者相比，圣君显得更为重要，是贤臣得以被任用的先决条件，贤臣依赖圣君。王褒把圣主贤臣遇合看作是一个人以类聚的过程，是善人之间的声气相求，合乎客观规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对于君臣遇合的理想状态，王褒以乐师鼓钟、神射手操弓、鸿毛顺风而飘、巨鱼纵身大海加以形容，极力突出圣主贤臣之间的协调、默契，相得无间。圣主待贤臣而宏功业，贤臣依靠圣主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圣主贤臣是相互需要，彼此等待，都在追求对方。至于圣主贤臣遇合的效应，则体现在功业上，就是令行禁止，天下大治，出现太平盛世。王褒所憧憬的君臣遇合是高层次的人际关系，轻易不会出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千年壹合”，千年才能遇到一次。
汉代文人所说的遇指的是圣主贤臣相逢，是一种理想化的君臣关系，历史上千年一遇，很少出现，现实中更是难以见到。既然如此，士人的不遇也就成为经常见到的事情，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后汉书·朱乐何列传》所录何敞奏记称：“历观世主时臣，无不各欲为化，垂之无穷。然而平和之政万无一者，盖以圣主贤臣不能相遭故也。”何敞也承认圣主贤臣遇合并非易事，多数时候无法实现，他的看法和王褒是一致的。
对于不遇之士的具体生存状态，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亦有具体的描述：
昔贤者之未遭遇也，图事揆策则君不用其谋，陈
见悃诚则上不然其信。进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百里自鬻，宓子饭牛，离此患也。（《汉书》卷六十四下）
士不遇的主要标志是得不到君主的赏识和信任，无法充分
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朝之臣不遇，他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他的忠诚得不到君主的理解，并且往往无辜遭贬。在野之臣不遇，就要困于贫贱，大材小用，被迫为维持生计而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白白浪费生命。不遇之士的普遍状况确实如此。
二
汉代文人有关人生遇与不遇的思索和感慨是深沉的、绵长的，汉代文学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展现了广阔的历史画面，触及到许多深层的社会矛盾。
《史记》和《汉书》是史传文学的代表作品，许多西汉名人的遇与不遇都写得生动传神，不过二者又各有侧重。《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司马迁笔下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的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司马迁在叙述楚汉之际及汉初人物的遭遇时，突出他们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如萧何的深通法律，谨守管钥，张良的料事如神，陈平的机智多谋，刘敬、叔孙通的与时进退等。而《汉书》中虽然不乏出类拔萃的人才，但以守成型居多，他们善于持盈，恭谨俭约。和楚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人生遭遇缺少传奇色彩，但却时有戏剧性。《史记》除《世家》外，其他人物传记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族的兴衰史。在汉初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遇与不遇，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汉书》则记载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望之传》、《冯奉世传》、《翟方进传》等，传主都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几代人。通过描述这些家族的兴衰史，把士人的遇和不遇写得非常充分。
汉代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仕途上既有幸遇明君的贤臣，也有谄媚取容的苟合之士。汉代文人对苟合之士抱着轻蔑的态度，揭露他们的种种丑行，同时也批判天子用人的随意性，认为个人好恶所起的作用太大，没有什么是非善恶的客观标准。《史记》、《汉书》都设有《佞幸传》，传主都是天子宠信的佞臣。《史记》提到的有藉孺、闳孺、邓通、赵谈、韩嫣、李延年，《汉书》在此之外又增列石显、淳于长、董贤。他们有的是士人，有的是宦官，都是卑躬屈膝，看天子眼色行事的小人。这些人自身没有什么安邦治国的特殊才能，只因投合天子的嗜好便窃居高位。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颇有感慨地写道：“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班固继承司马迁的观点，《汉书·佞幸传》称：“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两位史学家对于这些苟合的佞人深恶痛绝，指出天子亲近便嬖、所任非仁贤造成的严重后果，重申“王者不私人以官”。
汉代还有一类人物介乎幸遇的贤士与苟合的佞臣之间，他们在仕途上青云直上，很大程度借助家族的势力，然而自己本身又不是平庸之辈，卫青、霍去病就属于这种情况。对于此类人物，司马迁采用旁见侧出的手法加以处理，写出了他们的特殊性。《卫将军骠骑列传》在叙述卫青的事迹时，主要通过其姊卫子夫的步步升迁突出卫青的天幸，暗示这位起自外戚的大将军较之其他士人所独具的优势，是近水楼台，得到天子的宠幸非常容易。传中对卫青、霍去病的战功虽然叙述颇详，然而指责其短处亦甚。这样一来，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卫青、霍去病全凭外戚的关系暴兴，是庸猥之徒窃居高位。为了避免读者的误解，《史记·佞幸列传》写道：“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这就把他们和那些诌媚取宠的佞臣区别开来，因此没有把二人收入《佞幸列传》。
遇与不遇，是古代士人和妇女共同面临的人生课题，汉代作家自觉地把这两类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加以表现，在有些作品中，究竟是写士人，还是写妇女，简直达到难以分辨程度。士人的遇合与嫔妃的得宠有类似之处，司马迁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史记·佞幸列传》把妇女的“以色媚”和仕宦的“以色幸”相提并论，道出了二者相通的本质。围绕士人的遇与不遇，汉代文人创作了许多相关的作品。与此同时，针对妇女、尤其是嫔妃的得幸与失宠，汉代也出现了一批宫怨类的诗赋，最著名的是相传出自司马相如之手的《长门赋》、班婕妤的《怨诗》、《自悼赋》。《长门赋》抒发失宠嫔妃的幽怨，班婕妤的两篇作品则艺术地展现了自己由受宠到冷遇的人生历程，都和士人的遇与不遇非常相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衡的《同声歌》和《四愁诗》。《同声歌》是以新婚女子的口气诉说对丈夫的脉脉深情，然而，《乐府解题》却认为其深层意蕴是“以喻臣子之事君也”。至于《四愁诗》，通篇四章都倾诉对美人的怀念及无法相见的苦闷，《后汉书·张衡列传》亦以为诗中的美人系君子的代称，作品抒发的还是士人不遇的感慨。张衡这两篇作品究竟是言男女之情，还是寄托君臣之义，固然可以继续探讨，但对文本解说所出现的歧义却表明，汉代文学有关遇与不遇的主题，覆盖了士人和妇女两个阶层。
三
那么，士的遇与不遇原因何在呢？对此，汉代文人有过深入的思索，并且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
东方朔的《答客难》是汉代现存最早以遇与不遇为主题的设辞类作品，他对问题的探索具有典范性，后来许多同类作品基本都是仿照他的思路和框架构制的。这篇作品以主客问答的方式出现，先是客人提出辩难：“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东方朔自命为博闻辩智之士，好学乐道，悉力尽忠以事圣帝，但是，“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原因何在呢？客人对此大惑不解。东方朔回答说：
是固非子之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
哉！……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汉书》卷六十五）
东方朔是用“时异事异”，即客观形势的变化来解说士的遇与不遇。所谓的彼一时，此一时，指的就是时代的差异，历史情境的变化。虽然同为贤能之士，但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也会有遇与不遇的区别。苏秦张仪在战国与君主遇合，如果生活在汉代可能会失意落魄。同样，汉代的不遇之士如果生活在战国，未必不如苏秦张仪，完全有可能大展宏图，建功立业。扬雄的《解嘲》在体制上和东方朔的《答客难》一脉相承，在观点上也蹈袭东方朔，文中明确指出：“故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汉书》卷八十七下）可为于可为之时是遇，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是不遇，扬雄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不可为之时，因此也就对于自己的不遇心甘情愿，并尽量作出合理的解释。
遇指的是圣主遇贤臣，因此，天子用人政策的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士人的遇还是不遇。两汉招贤纳士政策是一贯的，但究竟招纳什么样的贤士，又因最高统治者的趋向而异，由此造成士人的遇与不遇。叔孙通是位儒生，秦汉之际以武力争天下，故未能得到重用。等到刘邦平定天下，开始礼乐方面的建设，叔孙通遂与诸生共定朝仪，拜为太常，诸弟子悉为郎官。司马相如最初在景帝朝为武骑常侍，非其所好，有失落感。一旦来到喜好辞赋的梁孝王门下，就成为座上客，如鱼得水。卜式牧羊出身，以财输边，从郎官、县令升至御史大夫，封关内侯，可谓君臣遇合。然而，等到武帝崇尚文治，举行封禅大典，卜式因不习文章，改任为太子太傅，由遇变为不遇。匡衡是位通学硕儒，由于宣帝不甚用儒，他只能在外地担任平原文学这样的低职，虽有多人荐举仍不得升迁。元帝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的政策，匡衡遂官至丞相，封安乐侯。类似事例还有很多。《史记》、《汉书》通过对这些人遭遇的叙述，暗示出君主用人政策对士人命运的左右。王充《论衡·逢遇篇》对这个问题剖析得更为透彻：
世主好文，己为文则遇；主好武，己则不遇。主好辩，有口则遇；主不好辩，己则不遇。文王不好武，武王不好文。辩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辩。
王充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君主用人政策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本身的好恶，是很难预料的。正因为如此，士人的遇与不遇，就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从司马迁、班固到王充，在追索士人遇与不遇的原因时，对于君主的用人政策格外关注，并通过叙事和议论的不同方式阐述了其中的道理。
历史情势、朝廷的用人政策，对于士人的遇和不遇都属于客观因素，汉代士人自身的人生理想、价值标准，则成为制约他们遇与不遇的主观原因。
汉代士人都有积极的入世精神，他们的目标不是仅仅进入仕途，而是要大有作为，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材。主父偃因频繁上书而一年四次升迁，他的自白很有代表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汉书》卷六十四上）颜师古注引张晏语：“五鼎食，牛羊豕鱼麋也。诸侯五，卿、大夫三。”主父偃的人生理想是为将为相，得封为侯。如果不能实现，宁肯受酷刑而死。主父偃起初学长短纵横之术，后又学《易》、《春秋》及百家之言，尚有战国策士的遗风，因此，他的人生理想是上承前世纵横家而来，代表了汉初士人的普遍倾向。汉代在武帝朝开始独尊儒术，那些儒学经师对他们的学生也以功名相勉。夏侯胜是西汉硕儒，曾为太子少傅，“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取其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汉书》卷七十五）纡青带紫，是高官显宦的象征。汉代经师鼓励士人积极入世，能在仕途上青云直上，成为朝廷重臣。这自然使汉代士人把君臣遇合的标准定得很高，而不是以获得一官半职为满足。《后汉书·梁统列传》对梁竦有如下记载：
竦生长京师，不乐本土，自负其才，郁郁不得意。尝登高远望，叹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如其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可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
梁竦出身高门，少习孟氏易，弱冠能教授，是位典型的儒生。梁竦“生当封侯，死当庙食”的理想，道出了汉代士人心目中的遇合画面，要想得以实现有很大难度。相反，如果在州郡任职，就难免产生不遇之感。总之，汉代士人积极参与现实的人生态度和渴望青云直上的迫切心情，既是促成君臣遇合的动力，也是造成许多人产生不遇之感的直接原因。如果都听任自然，无所追求，服从命运的安排，当然也就无所谓遇和不遇了。
遇指的是圣主得贤臣，这就把遇和不遇置于道德规范的制约下，对于士人来说，并不是得到君主赏识就是遇，而是只有合乎传统道德规范的君臣相契才能称为遇。这样一来，汉代文人遇与不遇的思索和感叹，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道德方面的考虑。许多文人之所以终生不遇，就是因为他们不肯牺牲自己的人格，不愿放弃道德上的趋善指向。董仲舒在《士不遇赋》中宣称：“嗟天下之偕违兮，怅无与之偕返。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输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古文苑》卷三）董仲舒甘心终身不遇，也绝不与浊世同流合污。宁肯放弃各种唾手可得的利益，也要坚持操守。崔骃的《达旨》也写道：“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举；非不欲室也，恶登墙而搂外。……先人有则而我弗亏，行有枉径而我弗随。臧否在予，唯世所议。”（《后汉书·崔骃列传》）崔骃的表白更为坦率，他的态度也更为坚决，他把道德上的趋善、自身人格的完美看得比什么都重，对比之下，仕途的遇与不遇也就退居次要地位。对于以往那些未能与君主遇合的贤哲，汉代文人也从道德理想方面加以解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有如下一段话：
故武王以仁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阵，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文枘欲内圆凿，其能入乎？
方枘圆凿，君臣不协，自然无法遇合，屈原就不止一次有过这种感慨。司马迁对伯夷、孔子、孟子的人格是景仰的，他自己也因为不苟合取容而遭致横祸，成为一名坎坷不遇之士。如果说，汉代文人积极的入世态度造成了他们遇与不遇的双重后果，那么，他们在道德上的自律、人格上的自我完善，主要是造成仕途上的不遇，许多人的困顿都是由此而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因此，司马迁虽然对伯夷、孔子、孟子满怀崇敬之情，但同时对那些能以伟言奇术与君主遇合的纵横之士亦颇为欣赏，他的价值观是多元的。
四
汉代文人用自己的笔艺术地再现了那个时代宦海沉浮的画面，多方面揭示出士不遇的原因，同时表达了对伯乐型人物的热切期待。
自古无人宦达迟，这是多少代士人从切身经历中总结出的结论。士人的遇与不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人举荐，有些人即使很有才能，但由于无人提携，就很难青云直上，反倒可能遭受压制和打击，终生郁郁不得志。汉代作家笔下的失意士人数量甚多，其中的代表人物，文当推贾谊，武当数李广。司马迁的《史记》在叙述他们的生平事迹时，都以不遇为主旨，屡写他们的困厄、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在追溯他们不遇的原因时，揭示出贾谊是受朝迁旧臣的排挤。至于李广呢，文中没有明言，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信息是，李广只是凭着自身奋斗，朝中无人引荐，所以终生未能封侯，从而和卫青、霍去病借助外戚身份扶摇直上形成鲜明对照。
汉代文人深切关注着士人的遇与不遇，因此，他们对举贤任能的明主给以高度赞扬，同时，对于不肯荐士的现象加以揭露和批判。《史记》分别为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四公子立传，他们均以好士著称。司马迁紧紧围绕这个主题叙述四公子的事迹，四公子品格的高下，也以好士的程度加以区分。在四公子中，司马迁对信陵君的评价最高，一篇传记之中，凡称公子者一百四十七次，倾注了他对传主由衷的崇敬。究其原因，就在于信陵君接纳士人较之其他人更为大胆、真诚和广泛。《史记·管晏列传》讲述晏子以左骖赎越石父、延为上客和将其车御荐为大夫的故事，篇末称：“假令晏子而在，余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司马迁甘愿为晏婴执鞭，乃是仰慕之语，寄托的是对荐贤明主的渴望。在现实生活中，像晏婴和战国四公子那样招纳贤士的人毕竟太少了，人们经常见到的倒是对士人的冷漠、疏远，对此，扬雄《解嘲》写道：
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高言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汉书》卷八十七下）
这里列举了从县令到将相各级官僚对士人的傲慢态度，以此说明士人进身的艰难。这些官员根本不把士人放在眼里，当然更谈不上举荐任用了。汉代史传文学不但通过某些人物传记展现了官场上不荐士的风气，而且揭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结尾写道：
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贤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
卫青虽然屡立战功，地位显赫，但却不肯荐贤举士。苏建劝他效仿古代名将，招贤纳士，卫青认为这种要求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不是自己应该做的事。在卫青看来，选拔任用人才是天子的专利，臣下荐士，无异于与天子争权。鉴于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招揽宾客导致天子切齿的教训，卫青甘愿蒙受不荐士的恶名，绝不改变以往的做法。霍去病也是如此。《汉书·张汤传》所述张安世的所作所为与卫青极其相似：
莫府长史迁辞去之官，安世问以过失。长史曰：“将军为明主股肱，而士无所进，论者以为讥。”安世曰：“明主在上，贤不肖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荐之？”其欲匿名迹、远权势如此。
张安世是张汤之子，屡居显位，深得天子信任，但他和卫青一样不肯荐士，因此遭到非议。卫青、张安世并非真心不想荐士，而是有所顾忌，不敢这样做，唯恐触犯天子的权威。张安世也曾提拔过部下，但他不以此为己功，拒绝私谢，不显露举荐的痕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荐士是汉代达官贵人全身远害的一种策略，是韬晦之术，这又是出现士不遇悲剧的重要因素。
对于不肯荐士的达官显宦，汉代多数文人远未能像司马迁、班固那样洞察他们的苦衷。尤其是那些失意文人，往往有感于自身的坎坷，对于那些不肯荐士者满怀怨艾。《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写道：“昔我同门友，高兴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这是感叹同门好友高升之后忘掉了自己，不肯提携举荐，使朋友徒具空名，不再有实质性的内容。同时，对于这位高升旧友的人格，也表现出不满和非议。
汉代文人深切体验到不荐士风气的凉薄、缺少人情味，但是，他们期待举荐的热情并没有冷却，古诗《橘柚垂华实》就是这种心态的折射：
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人傥欲我知，因君为羽翼。
诗人以橘柚自比，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赏识。尽管未能如愿，他仍然没有绝望，还是期待赏识自己的人出现，并借助赏识者的力量得到社会的承认。他把荐贤纳士者比作自己高飞的羽翼，期望值是很高的。然而，两汉不同于战国，两汉的朝廷命官也不同于汉初的诸侯王，他们不敢，也不可能像战国四公子、汉初诸侯王那样大量地养士用士。士人的遇与不遇，起作用的也不仅仅在于是否有人荐举，而是为诸多复杂因素所制约。尽管如此，汉代文人对于不荐士风气的揭露和批判，毕竟从一个侧面触及到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矛盾，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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