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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
刘建军，男，中共党员，1955年生于内蒙古开鲁县。1977年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去西藏工作一年。1987年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94年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任东北师大社会科学处处长。兼任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中文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理事；吉林省文学学会副秘书长等。1995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近年来，出版学术专著有《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论》等。并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高校理论战线》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近70篇。性喜读书，古今中外文史哲类书籍，均喜涉猎。
推荐书目
《浮士德》，（德）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著
读书赠言
读书既要广泛涉猎，求量的积累；又要精读细阅，求质的通达。所以，哪些书籍要精读，哪些书籍应泛读，不可不先察也。同时，读书之初，须将读此书的目的想清楚，昏昏然之读书不如不读也。
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人文精神引论
刘建军
随着20世纪的到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发展到了垄断时期。20世纪上半叶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根本性的解体，使人的本质的异化现象日益严重。因此，此时对人的存在状况和自由本质的再次阐释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迫切要求。
在谈到20世纪初期以来西方文化和文学精神发展状况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首先要提到尼采。我们知道，20世纪西方新的人文精神的出现，是以尼采的振聋发聩为其重要标志的。尼采之所以“造成轰动是靠他横扫19世纪文明及其价值观的那种劲头。”他“让读者看到希腊文化除了有极受重视的理性的太阳神脸孔以外，在多大程度上也有人生中阴暗的、非理性的酒神成分。”在他的著作《欢快科学》中，他狂人般的宣称：“上帝死了！上帝仍旧死了！是我们杀死他的！”“尼采所以有异乎寻常的震撼力，是由于他能够把19世纪末期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心中要与那个过分有组织和过分理性化的文明决裂的冲动，要让本能和感情超越理智的冲动，用言词表达出来。”
随着尼采“上帝死了”一声痛苦的哭嚎，生活在本世纪初西方世界中的部分人，似乎一下子看清了自己为人地位的尴尬。以往传统的观念中，人们在精神信仰方面充满了对现有生活秩序稳定性、永恒性的恭顺与服从，对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自我的固有和谐坚信不移。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到来，帝国主义时代各种矛盾日益尖锐，使得传统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思维定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解体。人们愈来愈感到：20世纪西方社会中的人们，愈来愈发现他们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样一个矛盾的时代：一方面是物质资料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却是传统的价值观念及道德风尚的日趋衰落。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的自身价值丧失得愈来愈快。人们在精神领域中所感受到他们所赖以生存的世界已蜕变成了万物枯死、毫无生机的死寂的“荒原”，成了蛮横无理、寂寞冷酷的荒诞“城堡”。人们在追求财富中形成的关系，到头来却无情地破坏了人与人以及人与周围世界的和谐。在这种险象环生、凶兆迭起的世界里，巨大的恐惧感时刻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人们感到，虽然身在社会中却无法与这一社会建立起满意的联系，人已经成了被荒诞社会捉弄的可怜的玩偶，成了被抛到世界之外的孤独者和局外人。人们虽然身在社会中却不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们由于与更广泛的人群缺乏联系而在心理上和交往上与社会隔绝开来，他们无法使自己与社会机构建立起富有意义和令人满意的联系。正是这种人与社会分离而导致的“自我”的无着落感，促使了19世纪末以来的作家试图从痛苦的自剖中完成对自己本质的确定与理解。这样的努力促使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文学现象——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这一新的文学从总体上来说，它否定现实主义流派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确定人的本质的作法，强调人的主观体验，深入揭示人的内心世界，以中小资产阶级的受伤心理来对抗资本主义世界的冷酷现实，从而企图达到在对“自我”的肯定中提示人的本质在新形势下的物化特点。
此时由于科学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提高，人们创造的“物”成为一种弥漫于社会的异己力量。此时这种“物”，说它是法律，又不完全是法律（卡夫卡的《审判》）；说它是国家机器，又不完全是国家机器（卡夫卡的《城堡》）；说它是生活方式，又不完全是生活方式；说它是暴君或父亲，又不完全是暴君和父亲；说它是有形的，又不完全是有形的。它无处不在，又难以具体所指。“物”由一个所指，变成了无数个所指。这种“物”的内涵的广延性说明，此时，它已由现实的具体之物，转化为一种人的精神受强暴的异己的暴力意识，变成了由于一个个具体的“物”当中存在的现实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对人的精神上、思想上不由自主的一种控制。具体的物（包括阶级压迫、金钱以及国家机器等）对人的具体控制变成了人受“物化意识”控制的感受。换言之，“物”变成了与人的本质和自由精神格格不入的“暴力”形式。
由于20世纪初的人们对“物”的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从单一走向繁杂，因此导致了20世纪上半期西方文学中人文精神新特点的出现。纵观20世纪上半叶文学的基本精神构成，可以看出以下特征：
第一，20世纪上半时期的文学精神，来自于对人存在状况的悲哀感悟和对“荒原”暴力世界的恐惧与不解；是在人与物对峙的矛盾中对人存在状态的独特揭示。同时，描写人的孤独感和与荒原暴力世界的格格不入，意在展示人与物对峙的情况下人的自由本质被物化的可悲状况和精神上变成非人的现实。
20世纪上半期文学是在继承（这种继承表面上采用了一种反继承的形式）了19世纪初以来文学家对人的自由本质与物对峙认识的基础上，表现了人与现代社会制度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与变态心理。他们用自己的全部创作表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人的本质并不只是异化成了某一种固定的物，例如像19世纪中后期作家们认为只异化为金钱以及社会制度那样。人，在他们看来，“自我”的丧失使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变成任何一种“物”的奴隶。人们所创造出来的一切东西都在无情地吞噬着人的本质。凡是这个社会中有形与无形的一切，都象金钱一样，都可以产生对人的挤压，使人无立足之地。正是在这种貌似荒诞的描写中，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本质全面异化的现实。与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的作家相比，他们并不仅仅是从一般的社会人的角度去揭露批判某个社会中的具体现象，不是在具体的物质比照中寻找人性的失落的。反之，他们是从个人与社会游离的角度表现了人的全面异化。因此，在这种不甚科学的哲理化反思中，就其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否定来说，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深刻。这样，在他们看来，整个社会里的一切都成了人的对立面，同样，世界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杂乱无章的天地，末日就要到来了。
特别是到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本质全面异化的开始。人在此时，已不仅仅只是受自己制造出来的金钱关系所支配。社会高度发展的结果，使人被物化、为物所役的人本质异化现象日趋严重。而这种异化，又更多的是以人内心对事物的心理感应为特征的。人们发现虽然具有人的外表、人的生物特点，但在心灵深处则切实地感到了人是非人的悲哀。人的内在的情感被现实中的物的关系无情地取代了，人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变成了孤独冷漠、荒芜无序的物的天地。如果说，现实主义的方法是以直接、忠实地反映、暴露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为主，是以在对现实关系的深刻表现中发现人本质异化为金钱的，那么，此时社会发展的结果则要求新崛起的作家们侧重从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活动中来反映客观世界；强调用无序的结构、无序的情节和无序的语言曲折地反映人本质全面颠倒、全面异化为物的现实。这就决定了传统的创作方法无论是从观察生活方面，还是从表现生活方面，已不适合新条件下人们的口味了，也不能担负起在新形势下反映人心灵深处难以按常规表现的任务了。所以，现代主义的兴起正是对现实
主义、尤其是自然主义的反驳。不满足于社会事实的例证与归纳，要求突破生活表面现象的真实，窥视其在冥冥中支配人类的力量，几乎是他们共同的心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无疑进一步给西方的知识分子以更强烈的刺激。人道主义思想的软弱无力，社会暴力的蛮横无理，尤其是人内在情感的被无情践踏，使新一代作家们看到，19世纪80年代以前作家们的理想呼吁变得有些象个幼稚的傻瓜，在人“自我”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他们看来，此时也只有自己末定型的知觉才更为可靠与可以信赖。这样，要最大限度的地从表现对象外部的客观物质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主观精神世界，以与传统格格不入的态度，试图从痛苦的自剖中来完成对自己以及周围世界的理解，就成为了当时作家创作的必然选择。斯特林堡之所以重要，就因为他用自己的创作，成了原有人文主义信仰危机的报信者。
英国作家大卫·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是用自己的创作较早反映了人与社会相隔绝，强调人的孤独感的作家之一。他在小说《虹》的结尾，便细致地描绘了女主角厄秀拉·布兰文苦痛的情怀。她一生曾不断追求，但最终却发现自己与情人的关系逐渐破裂，与家庭和社会日益疏远。她环顾悲凉的世界，哀叹自己孑然一身，“我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情人。在这个崇尚物质的世界上，我得不到一席之地。”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在他的半自传体小说《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通过主人公斯蒂芬的成长过程，也暴露了现实生活对人的影响。小说充满了家庭，学校，教会，国家这些力量与个人对立之下孤独冷落的感觉。年轻的主人公生活在充满冷淡与敌意的环境里，感到好象掉进了四壁如桶的冰冷污浊的水沟。英国作家吉里斯·里斯的作品，通过那些被侮辱与被抛弃的女性的遭遇，也同样传达出了现代社会里深沉的孤独感与冷漠感：“在半夜三更的时候你会突然惊醒，然后哭泣起来，‘我究竟怎么啦？我这一生，我的青春……’。”这种孤独的阴影不仅笼罩了社会底层那些不幸的小人物的生活，同样也如影子一样紧紧地跟随着那些青云之上的剥削阶级中的“天之骄子”的灵魂。劳伦斯小说《恋爱中的妇女》一书中，工业巨子杰拉尔德通过企业改革，不仅将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活的物体；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精神空虚，感情枯竭的人。作品写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和孤独感会时时袭上他的心头，使他常常夜半惊醒，顾影自怜，“害怕有朝一日他会精神崩溃，变成一堆无用的东西，只会在黑暗中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作家们还深刻地表现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不仅人变成了物，而且这个世界本身也变成了一个混乱无序、杂乱无章天地的图景。英国现代诗人托·史·艾略特（1888——1965），在1922年发表了长诗《荒原》。这部被认为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它用象征主义的手法，描绘了一幅现代社会危机的图画。他用干涸不毛、缺乏生机的“荒原”，象征着西方现代社会及人们的精神、道德世界。从作者颇具匠心的描写中，现代社会由于道德的沉沦与幻想的破灭而变为一片荒芜死寂的原野。那条跳动着英国历史脉搏，代表着“日不落”大英帝国起点的泰晤士河，失去了昔日的富贵与荣华，呈现出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其实，在这里，物质世界是心灵世界的曲折反映；精神荒原是真正的荒原。那些生活在现代精神泥潭中的人们，人性已经被“物欲”所置换。由于填不满的物欲（情欲、色欲），终于触犯“戒律”，在绝望中沉沦，一步步走向精神的地狱。如果说，1922年写此诗的艾略特，还通过《荒原》第五章《雷霆的话》表达了人只有通过皈依君主，才能使人性复活，世界才能有序，人本质才能从物的束缚中复归的希望的火花的话，那么，愈到后来，人们愈更加绝望地看到；人自由本质复归的希望在这个世界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只有在孤独无望中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
在对人的看法上，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作家们认为人的本质被物化，被异化了。所以，与人的孤独感不断加深相伴而来的是人的物化感日趋严重。很多作家在物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不日益感到人内在的情感被对物的追求所取代，感到无生命的“物”的世界对人的自由本质的不断侵蚀。在描写人被物化的作品中，奥地利著名“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1912年完成的中篇小说《变形记》，无疑是欧洲文学中较早的一篇。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德语小说家，表现主义文学代表。1901年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后屈从父亲的意志，改学法律。大学期间，开始发表作品，并受到丹麦存在主义先驱者克尔凯戈尔哲学著作的影响。毕业后长期任职于布拉格“工人工伤保险公司”。后因肺病恶化辞去工作，1924年在维也纳逝世。卡夫卡在短暂一生中，写下了被称为“孤独三部曲”的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和《城堡》以及中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致科学院的报告》、《中国长城的建造》、《饥饿艺术家》、《地洞》等。卡夫卡的小说，深刻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揭示出了现代西方社会制度、法律、金钱、机器等“物”控制人，把人变成了“物”或“非人”，使人失去了人的本质的现实。作品主人公大多都是遭受欺压凌辱、任人摆布、无法自主而又深深感到孤独与悲哀的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是“弱的英雄”。艺术上通过荒诞、隐喻、佯谬、痛苦的幽默等手法，任意扭曲客观事物的外部形态，深刻展示了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危机。他被认为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中篇小说《变形记》描写疲惫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心中特别着急，害怕丢掉工作，害怕成为家庭的累赘。然而，别人见到这个情景非常厌恶，父亲讨厌他，母亲躲避他，只有妹妹开始时可怜他。由于格里高尔失去了工资收入，家里人对他的厌恶与日剧增。为了增加收益，家里招了三个房客。一天，格里高尔被妹妹的小提琴声吸引，从自己的房间里爬了出来。房客见状大惊，吵着退租和搬走；妹妹表示“再也无法忍受了”，家里人决心要把他弄走。当天晚上，格里高尔在孤独中悄然死去。《变形记》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中描写人被异化的杰作。作品首先通过主人公变成大甲虫的荒诞故事，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对劳动者身心的“异化”。劳动本来是人的价值所在，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则降为谋生的手段和被出卖的商品。格里高尔一生疲于奔命，为的就是还债养家，自己的生活毫无乐趣，完全成了挣钱的工具。就是晚上提心吊胆地睡上几个钟头，也只是为了第二天能够继续奔波。甚至变成了甲虫之后，也摆脱不了小职员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性格特征，还想挣扎着爬起来去上班，还想乞求上门威逼的秘书主任允许他继续为公司效力。他变形后，首先担心的是失掉工作，后来又为失掉工作而焦虑不安。在到临死之前还幻想“下一次门再打开时他就要像过去那样重新挑起一家的担子”。这样，劳动对他没有丝毫的人生快乐，只有沉重的负担和压力。其次，小说也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在公司老板的眼里，他不过是个创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当格里高尔不能继续工作之后，公司立即将其解雇。在父母眼中，他的价值也仅仅在于养家糊口。在儿子变成甲虫之后，父亲所给予他的，只是威吓和冷眼；母亲感到他不过是个不能再挣钱的累赘；后来他的妹妹也不妨几天忘记给他喂食。当他死后，全家人所感到的只是解脱。邻里与房客对他的悲剧，避之惟恐不及。至于他精神上的痛苦，身心上的压力，从来没有人过问。他生活在亲人中间却感觉不到亲情的温暖，甚至被看成是祸害，惟恐他不死。这种描写，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暴露得淋漓尽致。再次，小说通过变形后的内心体验，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自我被异化，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无法摆脱恐惧感，孤独感的悲哀。格里高尔兢兢业业，胆小怕事，与世无争，但灾难却无情地落在了他的头上。失去了人形的格里高尔自惭形秽，整天在空空荡荡的房间里无聊和无望地爬来爬去，至多只能趴在窗台上向外张望。懊丧，难堪，孤独和痛苦，渴望理解的焦虑以及不能再工作的忧伤，成了他变形后主要的心理特征。这样，曾在古典作家笔下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精神上完全成了可悲的可怜虫。这种描写，深刻地表明了现代西方人典型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当然，也要看到，作者揭露“异化”，痛恨“异化”，但又不能揭示出造成“异化”的真正根源，找不到消除“异化”的正确途径。因此，作品充满了悲观绝望的情绪。小说在艺术上最鲜明的特征是荒诞而真实，真实而荒诞。作品借助一个极富于荒诞色彩的人变成大甲虫的故事，通过主人公变形前后具体生活和逼真心理状态的描写，一方面使我们始终感到他所处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世界，他的悲剧是现代西方社会人的共同悲剧。同时，人变成甲虫，又是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事情，故事本身是荒唐的，但恰恰是这种荒诞的描写，寄予了人在哲理意义上的生存状态，从而深刻地表现了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危机。由此可见，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莎在生活的重负和职业习惯的压迫下，人的本质逐渐消失，什么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统统都不见了。可以说，他的悲剧正是作家自己心灵被物化的反映。
而长期生活在法国的罗马尼亚作家尤今·尤内斯库（1912——1994）则在继承他先驱者的基础上，用自己的创作进一步展示了“物体是孤独的具体化”的可悲情景。他在1951年写作的《椅子》一剧中，椅子代替人物，挤满了整个舞台。而剧中的两个人物——一对年逾九旬的老夫妻，则被挤得连立足之地也没有，最后只好从窗口跳海自杀。这部戏剧的寓意是十分明显的；有着漫长年龄的人自身，已在这个世界上丧失了地位。人的自由本质已经在物的潮流面前，无立锥之地。从戏剧的效果上说，作者最大限度地利用戏剧的虚构性，用物的无限扩张和增多，也在给观众以无法忍受的压抑感和孤独感。可以说，无情的、以几何数增长的赤裸裸的物的威胁，也残酷地落在正在发笑的观众的心灵上。作者就是要用这种直喻的形式，使人们认识到被非人的力量疏离的人类的悲惨境地。捷克现代主义作家恰佩克也在戏剧《万能机器人》中，描绘了异化感的加强使人感到人的社会归属与自我价值丧失的现实。戏剧里，作家用丰富的想象创造了机器人的形象。他们与真正的人的区别仅仅在于没有灵魂、没有爱情。但他们在生产活动中却是灵巧而万能的，并不断地侵蚀到人们的生活领域。在这个充满了机器人的世界里，人类停止了生育、丧失了恋情，最后也丧失了人的主体地位，末日即将来临。作品的价值正是在于通过这样荒诞的情节，昭示了人在高度的物化社会中失去“自我”的悲剧。
第二，人与物化世界的严重对立和精神上的异化感觉日重，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西方作家对人在世界上存在境况的独特理解：恰恰是在世界的荒诞性和人生活动的无意义性的境况中，他们揭示了人的精神存在的“荒诞”状态。
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学家们，愈来愈发现在高度物化的社会里，人在物欲关系制约的行动的过程中，都是孤独的、被遗弃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冷漠的、隔绝的、人在社会中孤立无依、失去了归宿。如此可怖的现实，使得现代西方人形成了这样的心理：在这样是非颠倒、难以理喻的世界中，一切外在的东西都难以再被依靠和信奉，惟一可靠的只有人自身的直觉。所以，在他们看来，由于高度物化社会所引起的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所以，要确定什么是人的本质，就要首先确定人在这个社会中的独特的东西是什么，亦既“自我”的存在。这样，“自我”就被提到了压倒一切的地位，成了一切现代文学作家们对人本质看法的主要前提。可以说，这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也是一致的。苏联哲学博士格里戈里扬曾指出，现代派哲学对人本质看法的“特点就是把个人的和个性的东西、特殊和个别的东西提到了首位。”
当时最能够反映人的精神特征的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阿·加缪（1913——1960）的著名哲学随笔《西叙福斯神话》。在这部作品中他为我们用存在主义的观点转述了希腊神话中西叙福斯的故事（其实质是人的精神状态的形象表现）：埃俄洛斯和厄娜瑞特之子西叙福斯，冥士受罚。他被剥夺了真理、个性和愿望，每天要不停息地向山上推石头，而石头则刚刚推到山顶就又滚落下来，于是又要重新开始，永无止息，这样，西叙福斯惟一的可能就是推石头上山，去不停的行动。由此，加缪写道，西叙福斯正是在这苦刑般的行动中，“取得了他那徒劳的努力的荣誉，自以为是地觉得比压倒他的东西高得多，自以为是地觉得战胜了自己的命运。”应该说，加缪笔下的西叙福斯形象的主要特点是行动，无论是将巨石推到山顶上也好，还是巨石一次次从山顶滚落使他的辛苦劳作变成虚妄也好，他一直没有放弃行动的权力，他在思想意识的深处，一直渴望达到行动的辉煌。行动对他而言，体现着尊严、勇气、忍耐和风度。正是行动才使得这个“背运”的人和处在痛苦和绝望中的人成为真正的人。即使最终这一切成为了一种可怕的劳作，也只不过表现一种重压下的风雅和行动的高傲。我们说，这种对行动的崇拜和对行动自身的满足心理，恰好显示出了明知无望而又行动，以期在无望的行动中达到自我价值的肯定。表明人类在危险和暴力的世界面前并没有表示出胆小与恐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就获得了自由。
1953年巴黎上演的寒·贝克特（1606——1989）的《等待戈多》一剧，就集中地表现了在现存社会里人本质难以复归、世界没有得救希望的思想。剧本主要描写了两个流浪汉在荒凉的原野中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人。剧情开始前他们就不知道已等待了多久，而在剧终时还将继续等下去。这里，两个流浪汉都是被资本主义世界压榨而失去了人的本质的小人物。他们失去了人的乐趣、能力，他们是人而又非人，不属于自己，不知自己为何物。他们说话，不是为了交换思想，他们动作，如反复脱靴子、拥抱、走来走去，根本没有目的性，只不过是人的习惯和本能还没有退化而已。他们生同死、死同生，由于失去了人本质而无任何价值。而这两个挣扎在这个世界上的可怜虫惟一的希望就是等待戈多的到来。而戈多最终也没有到来的结局，则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中人本质复归希望的渺茫。
受人与物对峙关系的制约，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主义作家们从个人受压抑、悲观与绝望的角度传达了一种普遍的、沉重的危机意识。在他们看来，生存本身就毫无价值。所以，在行将崩溃的世界面前，再企望什么人本质的复归，人性的解放，不过是痴心妄想。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学作品中，不仅没有什么理想国的塑造，甚至也难以找到什么具体济世方案的提出，相反却带有浓重的危机感与幻灭感，充满了对现存世界的憎恨绝望气息。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人的社会归属和自我价值的存亡。于是，现代小说中的许多主人公都用颤抖的声调在询问：“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向何处去？”“到哪里去寻找我？”这样的文学，必然在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部分作家发泄个人精神危机的工具的同时，将个人内心世界的认识作为重点考察的对象。从而对人的精神存在特征做出独特的说明。
第三，20世纪上半叶的作家，描写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可悲和可怜的状况，尽管有浓郁的悲观绝望的气息，但是，在揭示人的精神荒诞存在状态的同时，他们还表现出了在荒诞状态存在下的和内心荒诞中的人的积极成分。也就是说，他们写荒诞的深层意韵还是要肯定人的价值，特别是人在活动中的价值。本质上是要在人与物的对峙的特殊境况中达到对人的自由本质的现代理解。
我不同意那种认为20世纪出现的以现代主义为主体的文学，都是当时作家对人悲观绝望情怀体现的说法。我认为就这一文学深层的意韵来看，现代作家写人的异化、人的非人状态，目的是指出病状，以引起疗效的注意。也可以说，他们对社会的态度是拒绝的，但是对人的态度则是肯定的。在他们强烈的嘲弄人，反讽人的背后，隐含着英雄式的和精英式的深意。从这个意义上讲，最能够反映20世纪上半叶现代文化和文学精神底蕴的作品是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的小说《老人与海》。勿庸讳言，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所讲的不过是一个世人皆知的老故事，我们在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麦尔维尔的《白鲸》中同样可以领略到类似的大海风韵；在靠海而生存的普通人中间也可以听到类似于桑提亚哥的事故。但海明威的卓越之处在于，在这部小说中，他从“试图塑造一位真正的老人、一个真正的孩子、一片真正的海、一条真正的鱼和真正的鲨鱼”的目标着眼，采用多种多样的意象、象征和表现手法，使得其内涵极为丰富，意味着许多东西。正像国内外一些批评家们指出的那样，生活本身浓缩为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的狭隘视野，桑提亚哥是个比海明威早期著作里的简单人物更为复杂的角色。
在谈到小说创造经验时，海明威曾把自己的作品比喻成为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认为看得见的只是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而隐藏在水下的则是八分之七。那么，隐藏在这个古老故事背后的八分之七究竟是什么呢？倘若不算妄加猜测，这里，“大海”象征着海明威及大多数现代主义作家所面对的永恒无限的神秘的生活（它是“仁慈的、美丽的、有时又十分残忍”）。“大马林鱼”象征着人要达到的目的（老人说：“鱼啊，我爱你，而且十分尊敬你。可是，我要趁着这一天还没有过去的时候，把你弄死啊。”）。“鲨鱼”象征着永远不能摆脱的悲剧因素（鲨鱼“张开大口，扑上来，又缠住不放”）。而老人桑提亚哥则完全是哲理化的人类形象和人类精神的象征。（这里需提及的一点是，“老人”的意象在现代作家的作品中是颇受偏爱的，例如在荒诞派戏剧家万内斯库的《椅子》一剧中，被椅子挤得走投无路，投海自尽的也是一对年逾九旬的老夫妇。这样，“老人”的意象一方面蕴含了人类历史的久远；另一方面也象征了人类行将灭亡、末日即将来临的悲哀）。可以说，这就是海明威要写“一个真正的老人”，“一片真正的海”和“一些真正的鱼”的含义。这样，《老人与海》与其他现代主义作家一样，在创作中所采用的也是与人类的存在和命运有关的世界性或宇宙性的题材；在创作上，采用的亦是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表现出了鲜明的创作主体意识。所以，我们说，《老人与海》虽然写的是一个人，体现的却是一个世界。作者将富有生命力的形象同深刻的寓意融合在一起，将现实生活真实描写同深邃哲理融合在一起，从而创作出了一部表现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人对人与世界关系理解的寓言性精品。
首先，《老人与海》中所描绘的自然场面，是个不可理喻的、充满暴力的世界。小说中，神秘无常的大海、凶猛残暴的鲨鱼，都是拟人化了的现实暴力世界的象征。在老人桑提亚哥的眼里，大海如同一个任性而美丽的女性，永远是一个神秘的、无法理解的客观存在。作为一个在海上奋斗了一生的老打渔人，他也只能困惑地感到大海既是“仁慈的、美丽的、有时又十分残忍”。它的荒诞性或神秘性表现在，它可以连续让一个有经验的打渔人84天一无所获，也可以一瞬间给予人以巨大的礼物。它可以让人经过巨大的努力后品尝一下胜利后的欢乐，又可以让你刚刚到手的胜利化为乌有，可以说，它毫无规律可言，其神秘性使人根本无法理解。与之相伴而生的，尚有燥热的阳光、汹涌的暗流、强劲的海风，凶猛的鲨鱼等。而“鲨鱼这个东西，既残忍、又能干，既强壮，又聪明”，曾连续不断地向老人发动了一次比一次更凶猛的攻击。这样，桑提亚哥所面对的外部世界，已不再是传统作家笔下的那个可以让人认识和改造的自然。海明威笔下的世界的全部荒诞性在于，它完全成了凌驾于“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头上的强大力量，成了捉弄人，作贱人的荒诞存在，它给要征服这一自然，要与之较量的老渔夫带来的不是成功、不是欢乐、不是幸福，而是残忍、是受伤、是鲜血、是失败。
其次，通过老人桑提亚哥的经历及命运的描写，海明威亦昭示出：处在这个荒诞社会中的人都是些被失败的命运所左右的孤苦无靠的痛苦的生灵。小说伊始，作家就用象征性的手法，描写了桑提出亚哥所遭遇到的一连串的失败：84天打渔的一无所获、众渔人的讥笑、小孩曼诺林奉父母之命离他而去等等。作为一个“背运”的打渔人，连他渔船上的那面“补了些面粉袋”的破帆，也成了他永远失败的标志。而在他远扬深海的过程中，只能驾一叶破舟，顺水漂浮，忍受着百般的痛苦和孤独，与他相伴的，只有对手而没有朋友与帮手。可以说，桑提亚哥所面对的这个特定的情境，正是海参明威生活的那个世界的典型特征。那个世界的人从当时的心理感受而言，只是茫茫大海上的一叶破舟。小说主人公的挣扎和行动，恰恰体现了那个世界中，个人是孤立无援的，不但人与人之间是冷酷无情的，人与一切生物之间也是冷酷无情的，整个人生就是孤独的、荒诞的存在主义的认识。从小说的结局来看，桑提亚哥也并没有战胜大海、战胜鲨鱼。尽管他曾历尽千辛万苦，作出了非凡的努力，他的猎物马林鱼还是被吃掉了，他仍然被打败了。所以，就其全部活动的结果来看，桑提亚哥最后三天的活动和前84天的活动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这样，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对桑提亚哥的描写，实际上反映了他对西方现代人命运的理解。在他看来，人在与蛮横暴力的较量中，永远是孤独的，是注定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的。当我们将眼光稍稍注意一下海明威其他作品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无论是他早年笔下的巴恩斯（《太阳照样升起》）、亨利和凯瑟琳（《永别了，武器》）、40年代笔下的乔丹（《丧钟为谁而鸣》），还是在另一部几乎与《老人与海》同时写出下的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中的小孩戴维身上，行动的悲剧性是早已注定的。应该说，他们都不乏行动的渴望、勇气、力量和决心。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在他们行动之前，悲剧已经开场。他们所面对的，均是毫无理性的、荒诞至极的、力量几十倍、甚至数百倍大于自己的有形与无形的对手，他们的心理防线早已溃塌。所有不同的，只不过是每个人对必然失败命运的态度而已。因此，海明威曾不无悲哀地在一篇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死亡是不可逃避的现实，是每个人都可以肯定的东西，是惟一的安全保障，它超越一切现代的舒适。”
再次，桑提亚哥行动的本身，还有明显的“自我选择”的意味。在老人桑提亚哥身上，尤其是在他的行动中，弘扬人的不屈的抗争精神，是其最昂扬的主旋律和最基本的动因。例如，在他打了84天渔而一无所获之时，他所面临的便是一个重大的选择问题：是收网还是到深海中去。老人毅然选择的是后者。小说中，老人曾说过：“它（指鱼）的选择是躲到深海里避开一切渔网、陷井和危险，我的选择就是要到深海里去找到它，避开世上一切人。”就其打渔行动的动机而言，可以看出，他既非为解除生活的匮乏，也非为积攒财富。小说反复昭示给人们的是他之所以要远扬大海，目的是要与“背运”的命运抗争，是要向那些认为他已不行了的人们，尤其是要向大海（生活）证实自我价值的存在，是要通过行动来达到证明自我本质的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这样，打渔对他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谋生行为，它已成为一个实现自我设计的庄严仪式，一个类似于萨特在其长篇小说《自由之路》中所描写的玛第厄的仪式。像这类的暗示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如当老人和小孩曼诺林坐在海滨酒店里，有很多打渔人拿老头开玩笑，有些年老的人望着他，心里替他难过的时候，老人则一言不发，“把酒杯拿在手里，正想着许多年以前的事情。”而许多年以前，正是他作为打渔人的辉煌时候。书中交待，那时，他不仅能“把一条生龙活虎似的鱼拖上了船”，而且在卡萨布兰卡的一个酒店里，在一场抵手赛中，打败过一个“从西恩菲戈斯来的一个力气最大的黑人码头脚夫”。在海上与鲨鱼的搏斗中，他所想的也是“你把鱼弄死不仅仅是为了养活自己，卖去换东西吃，你弄死它是为了光荣，因为你是个打渔的。”然而，我们也看到，最后真正如小说反映的那样，老人的选择毁掉了老人自己。“‘是什么东西把你打败的？’他自忖道，‘哦，没什么，’他高声说道，‘只不过是我走的太远了。’”诚然，有人会说，正是在社会暴力是强大凶残的、荒诞莫测的，人的命运是注定失败的条件下，《老人与海》着重探讨了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保持优胜者风度的问题。海明威与其他现代主义作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并不是个在邪恶环境中长吁短叹、逆来顺受的弱者。作家正是将富有艺术魅力的形象刻画、深远的寓意融汇在一起，在桑提亚哥身上舍去了具体的社会性，以超时空的主体情境赋予了他超迈的人格力量，他是精神上的强者，是作家以前塑造的一系列“硬汉子”性格的深化与发展，尤其是他在与大海较量失败后所说的“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的话，以及他回到岸上在睡梦中又梦见了象征力量的“狮子”的情节，是对人的精神力量唱了一曲高昂的赞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老人与海》最能体现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人文精神。
综上所述，人的精神中与社会产生的孤独感和异化感、精神存在状态的荒诞性以及对人的积极精神的肯定，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化和文学人文精神的主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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