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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
李治亭，1942年1月生，山东营南人。196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分配到原东北文史研究所研究明清史。现为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历任副所长、所长。从事专业研究近30年，出版《吴三桂大传》、《清太宗全传》等专著与主编《关东文化大辞典》等各项成果15部，发表《康熙处理三藩问题辨》等论文共100余篇。其中两项获国家、三项获省优秀成果奖。以优异成绩于1985年破格晋升研究员，1994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喜读文学名著，好览古迹，寄情山水。广交朋友，热情豪放，以诚相待，助人为乐。
推荐书目：
《史记》，司马迁著。
读书赠言：
人以食养身，读书以养气；食以饱而止，而读书多多益善。物俗盛而伤身，求知欲旺而生命之火不熄。
读史与人生
李治亭
一、 中国历代皆重读史
在谈“读史与人生”之前，有必要对历代重视读史做一评介。
历史是一个很
宽泛的科学范畴，从广义上说，举凡人世间乃至宇宙间所发生过的一切，都可以称之为历史。因为事物的千差万别，历史又分为种种不同的门类，诸如人类史，宇宙史，科技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哲学思想史，艺术史，军事史，民族史等；再如一国之史，一家之史，乃至个人历史，毫无疑问，都可以涵盖在历史的范畴之内。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通常是指社会演变与发展的历史，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如从广义上说，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如文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民族学，军事学，教育学等等，又都可以覆盖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是社会科学的百科全书。这充分体现在马克思的一句至理名言：迄今为止，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在研究了整个社会科学之后，得出了这个科学结论，把历史置于社会科学的首要地位。
中国历史悠久，具有5000年文明史。自从有了文字，就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早在商周时期，就设史官记载历史，有左史记言、女史记后宫的具体分工等。商周以后，历代都设史官，名称不尽相同，其职责不变。秦以前，如《尚书》、《周易》、《春秋》、《左传》、《战国策》等典籍，都是那个年代的历史记录。西汉时，司马迁伟大的历史名著《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为历代沿袭，直至民国初修《清史稿》，积2000年之所成，全称廿六史。这套廿六史，构成了中华5000年历史大系，展现了中国极为详尽完备的漫长的历史进程。自汉以后还有一种实录体记史，逐日逐月逐年记载每个帝王从即位到死的历史实录，具有档案性质，弥足珍贵。现今仅存《明实录》与《清实录》两部，明清500余年间的事都包括在其中，明以前的历朝实录都已失传。至北宋，有司马光编纂皇皇巨著《资治通鉴》，独创编年体，上起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下至北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载1362年的历史，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通史。南宋袁枢创纪事本末体，作《通鉴纪事本末》，以后，历朝都有本朝的“纪事本末”。除官方记史修史，还兴起私家著史之风，自春秋战国各学派著书立说，个人修史至明清发展到极盛，如笔记、杂记、见闻、文集等应有尽有，皆有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都是史学的一部分。统计历代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是很难的。因为古代文史不分家，很难界定历史与文学的界限。但据有关学者统计，历代遗留各类典籍约19万余种，可以说，浩如烟海，汗牛充栋。
用文字记载历史，所遗典籍之巨，在当今世界，独一无二，且不说美国建国只有200余年，即使如历史悠久的印度、埃及、希腊等文明古国，也无法同中国古代典籍相提并论！中国历代设史官，开史馆，代代沿袭，没有间断，历4000余年而不衰，形成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史学发达，堪称是一个真正的泱泱史学大国，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大奇观。
历代重视历史，还集中地表现在，把历史作为普遍受教育的重要内容。从皇帝到皇子教育，从私塾到学校，历史都是必修课。这里，仅举清朝为例：清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很重视历史，经常组织臣属学习。明崇祯元年（1636年），他召集兄弟子侄及大臣在宫内（今沈阳故宫）读《金史·世宗本纪》，一人念，大家听，各谈体会，再联系实际，检讨各项政策之得失。入关后，在位皇帝每天都阅读先帝一生的《实录》；康熙时，还要读《春秋》、《资治通鉴》等书，后嫌《资治通鉴》过长，重新改编成简本《通鉴纲目》，供皇帝及皇子学习。明时，这些书都是宫廷教育与皇帝学习的必读之书。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隋唐实行科举取士的制度以后，凡参与科举的知识分子即读书人，如不懂历史，如同当代不懂数理化的学生一样，是很难考中的。总之，历史在古代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门主修课，惟其精通历史，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以近现代而言，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这些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在他们的一系列著作及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而他们本人都精通历史，用历史的知识阐释重大的理论问题。毛泽东一生熟读中国历史，据报载，他一生精读《资治通鉴》，至去世前已读过17遍，以至已将书严重磨损，书上无处不有他作的批注，弄得全书面目皆非了。毛泽东学习古今，其理论极其深刻，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对历史的精通。他对历史的精通和娴熟运用，实为当代中国第一人！迄今，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比上他。
二、历史是政治教科书
中国历代王朝，自秦汉以来，直至清代，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历史进程，为何如此重视历史？就是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也无不重视历史，试问：历史何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成为千古不变的顶重要的学问？这是由历史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决定的。
毫无疑问，历史变成一门科学，还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即便如此，当历代还不能真正科学地解释历史时，却已经自觉地应用历史的知识，历史的经验来指导其实践了。在他们看来，历史是学习政治的教科书。什么是历史？前面已说过，就是已过去了的一切往事，极而言之，每分每秒的瞬间消逝；推而广之，每天每年，乃至几十年、百年、千年所发生的事，都是历史。从人类社会的变化，各种制度的嬗递，以及人们的政治观念的更替来考察，其实，历史就是政治，是昨天乃至前天的政治。中国文明史是由历代王朝相互接续而形成的全部历史进程。其中，一兴一亡、一治一乱，乱而后治，盛极而衰，周而复始，以至无穷。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治乱规律性的体现。贯穿其全部的就是政治。政治本身，就是人的活动，包括主观意识和实践行为。人们的意识即人心所向和行为趋向，决定或改变历史的进程。所以，历史既研究社会的发展，又研究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正如列宁说过：历史无疑是由人们的实践活动构成的。中国历代所编纂的正史即廿六史，除了部分地记载一代王朝的地理、天文和典章制度，全部都用来记述人的政治实践活动及军事、文化与思维活动，归结为政治贯穿于全部活动之中。包括《资治通鉴》这部通史，都堪称为中国政治通史。“资治通鉴”这个书名，是北宋神宗给命名的，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是相当深刻的。司马光在谈到编纂《资治通鉴》的指导思想时，说得很清楚：“专取关国家盛衰”之事，使之“善可为法，恶可戒者”，具体说，“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表扬善的，好的，抑制恶的，坏的；肯定正确的舍弃错误的，发扬古人的优良的品德和德政，以达到国家大治。按司马光的意图和全书内容，我们称《资治通鉴》为历代政治教科书，是很恰当的。所以，该书名为历史，实则是治乱兴衰的政治教科书。孔子作《春秋》，尤其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原则，即褒善抑恶。他创下了“春秋笔法”：一字之贬，胜似斧钺，如子杀父，臣杀君，用“弑”表示，不称杀，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以令后世“乱臣贼子惧”。上面说的《资治通鉴》、廿六史及其他各类史书，都遵循孔子的“春秋之义”，贯彻儒家的这一政治原则。
历史的本质是政治。这就不难理解历代从皇帝到臣民如此看重历史，尤其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皇帝，凡有作为的明君，无不把历史当成政治来学习，从中汲取丰富的政治营养，用以治理国家。妇孺皆知的唐太宗就是一善于学习历史、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皇帝。他经常同魏徵等亲近大臣讨论怎样仿效尧舜，并斯望自己也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一部《贞观政要》就是他学习历史、总结经验的思想结晶。历史上惟一出身于和尚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原是安徽凤阳人，家里很穷，根本念不起书，在他参加农民起义后才开始读书识字，特别是成为领袖，乃至当了皇帝，很重视学习历史。他的亲密谋臣李善长、刘基、宋朝濂等，都是他的老师。其中讲到刘邦如何从一个布衣百姓成为皇帝，总结其成功之道。朱元璋“法其所为”，把自己比做刘邦，他的臣下也赞扬他的作为很像刘邦,但又超过了刘邦。
清朝皇帝是满族人，他刻苦学习汉文化，尤其重视历代政治经验，学习的热情甚至比汉族人还要高些。清世祖福临命学者将《资治通鉴》译成满文，供他本人与满族大臣及子弟阅读。他邀集汉族名儒大臣，经常共同学习和讨论历史问题。顺治十六年（1659年），有一次，他与范文成、陈明夏、宁完我等名臣讨论历代明君。他首先提出问题：“上三代，尧舜是我们后世人没法相比的，那么，汉高（刘邦）以下，哪个皇帝可称为明君呢？”陈明夏回答说：“汉高、汉武、光武（刘秀）、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等，都属明君。”顺治帝又进一步提问：“这几个明君中，哪一位是最好的？”陈等回答：“唐太宗似乎超过了他们。”顺治皇帝表示异议，说：“不然，历代贤君，我意仍以洪武（朱元璋）为优。因为他创造了一代典章制度，为我朝所沿袭，这是最重要的。”他以明史为课本，天天学习。有一天，他再次与群臣论明史，说：“朕观《明史》，洪武，永乐（明太宗）行事远超前王。”康熙熟读《资治通鉴》，《明史》等历代史书，又访问明末遗老故旧，探寻明亡国的根源，以明代特别是末年太监专权，竞争为戒，采取重大措施，防止太监干政。清代没有发生太监干政之祸，就是吸取了明朝的教训。
清入关前，历努尔哈赤清太祖，清太宗皇太极两代，因为当时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加之其掘起初期，文化本来落后，努尔哈赤本人没念过书，他的16个儿子，惟有皇太极识字。但他们却十分重视并努力学习历史，上面说皇太极与群臣学《金史》即是一例。当他们发现了问题，出现了差错，就用历史为教材进行教育。1641年，皇太极发起对锦州的包围战，派他的弟弟多尔衮为帅，统领清军执行这项命令。因为围城已久，清军松懈，多尔衮下令清军后撤15里驻营，得便打猎，对明军已谈不上围困，明军随意出入城内外，完全失去了围困而逼其投降的战略意义。不仅如此，清军日久想家，多尔衮又允许分批轮流回家。因此，围了半年，毫无进展，明军仍坚守，不损分毫。皇太极得知内情，真是气坏了，他没有马上查办，而是命范文程招他们回沈阳，集中在一起，指令他们读《元史》忽必烈征罚南宋一段历史。说的是蒙古人不耐南方酷暑，忽必烈想撤兵，等来年冬攻伐。但他的一名大臣力劝忽必烈，不能功亏一篑，不能给南宋以喘息之机。忽必烈听从了劝告，一鼓作气灭了南宋。范文程传达了《元史》这段故事，多尔衮等将领马上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没有以国家为念，完全是出于私心才铸成大错，造成重大损失。多尔衮等心服口服，认错认罚。一段历史，就收到了比处罚更为有效的教育目的。
历代之乱至亡，大多是由吏治败坏引发的，所谓“官逼民反”，就是贪官污吏所行不法，欺压盘剥百姓，逼得百姓铤而走险，奋起反抗。唐太宗深知此中道理，打了个很形象的比喻：百姓是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他很注重吏治，从中央，严加整饬，故形成“贞观之治”的崭新的政治局面；朱元璋起自民间，受尽贪官污吏的欺压，对贪官污吏格外仇恨。他当了皇帝后，不惜以残酷刑法惩治贪官，发现一个，杀一个，剥皮添草，使贪官为之震慑，不得不敛迹。清入关后，承明末乱政之弊，首惩贪官，规定了严厉的法律，初期，以贪污10两银即革职，超过60两就杀头。后来稍松，但处罚仍然很重。从顺治，经康熙，雍正，至乾隆中期，不断“澄清吏治”，严惩贪污行贿等行为，才出现政通人和的“盛世”局面。
毛泽东汲取历代政治经验，一贯重视干部教育，严要求，力惩贪官污吏。解放初，枪毙大贪污犯原天津市委书记张青山等，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毛泽东的教育下，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的，比较好的，贪官很少。“文革”时，揭发当权派，抓住只言片语，无限上纲，打成“走资派”，但在经济上却无问题可抓，有的不过是三年困难时期养鸡取蛋，或享受干部的某些“特殊”待遇而已。经过“文革”的“大揭发”，却是证明我们的干部是好的，真正的贪官污吏实属很少。毛泽东一贯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他一生为政一生读史，超越古人，集历代之大成，成为一代伟人。
历史证明，不懂历史，就不懂政治，就不能成为政治家，相反，就会败坏国家，招致失败。秦始皇创大一统，行中央集权制，有功于历史的发展，但他真的不懂历史，厉行严刑峻法，不准百姓随便说话，收尽天下兵器铸“金人”，严防百姓反抗；苛敛百姓，超经济剥削；好大喜功，修长城，筑阿房宫，戍南岭，建陵墓，无休止地征用劳力，农业荒废，经济崩溃。这些极端的政策，一反春秋战国以来的宽松的政治和思想的自由表达，他死后，，天下迅即大乱，建国才二十多年传至二世而亡。隋炀帝是历史上有名的荒淫的暴君，他不学习，更不懂得总结历史经验，就是一味地追逐声色之乐，把他父亲杨坚艰苦创下的基业，只用10几年就给败坏殆尽，在隋末大起义的浪潮中亡国了。明神宗也是个酒色之徒，他哪里懂历史，他不学无术，有20年不上朝，不见大臣，隐于后宫享乐，外面的事一概不知。他只知敛财，盘剥百姓，不顾百姓死活。自他开始，明朝政局急转直下，把大明江山推入危险的深渊。所以，史家论定明朝之亡，“实亡于神宗”。自此走下坡路，明朝不可复振，直到灭亡。
中国是个以农为本的农业大国，历代一直坚持“重本”的国策，民以食为天，“重本”即重农业是对的，但同时以商工等为“末业”，采取抑制的政策就错了。限制商业的发展，窒息了商品流通，所以，中国资本主义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许多年，我们实际上也执行了“重本抑末”的政策，带来的后果是，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中国历代不准许官吏经商谁都明白，官吏利用权力从事经济活动，必然“与民争利”，搞乱了经济。前些年，政府中一些官员或机关经商，利用权力，为其牟取暴利开了方便之门，给我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巨大损害。类似的现象还有，就不一一列举了。这说明我们的一些干部不懂历史，本来历史上已经被禁止的东西，或证明是正确的做法，因为不懂历史，又重复出现历史上的教训，而好的经验没有继承下来。这方面，是值得深刻反省的。
历史不是“古董”也不是一堆“故纸”，却是一部活生生的政治，但它又是可以借鉴，可以用于实践的。在中国，只有精通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把历史的经验付诸于国家的管理和治理，就会把中国的事办好。所以，历史作为一门科学，也是实践的科学。
历史的重大价值，还表现在它能预测未来。《周易》作为我国先秦时代的一部极为重要的哲学思想著作，近年来被利用来“算命”，预测一个人的命运，甚至预测国家的命运前途，那是搞迷信，不足为据。我们这里说的预测，是指应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又牢牢掌握对现状的了解，综合古今形势，对未来做出科学地估量，以便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引导国家和人民向着好的方面发展，达到预想的政治目标。在这方面，古人也懂得这个道理。唐太宗就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也是说预测，是在通晓历史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近现代的无产阶级导师为我们做出了示范。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上升期，就预测到未来的社会将发生的巨变，设计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及欧亚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的胜利，都证明了马克思预见的正确。近几年，情况尽管又有了新的变化，并不能说明马恩说得不对，他们是研究了历史，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才预测到的。现在，社会主义仍在实践中。他们所描绘的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物质极大丰富的美好社会，作为人类的美好理想，永远是正确的。就某些方面说，毛泽东也是个伟大的预言家。早在井冈山闹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预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将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狂妄地宣称要灭亡中国。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提出“持久战”的战略，预测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八年抗战，正是按照毛泽东的预测发展的。类似的事例很多，受篇幅限制，不能一一征引。总之，预测就如同巳知两个数来求一个未知数。知道昨天与今天的天气（包括已知去年或前年同期的天气），就可以预报明天的天气。已知历史，已知现状（国内的，国际的），就可预测明天或今后一段时期的变化。历史这一独特的功能，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替代的。
三、历史是人生的教科书
人生在世，我以为有两项使命：一是做人，二是做事。做人的目的，是为了做事，有功于国家和人民尽到了做人的责任，才不虚此生。世间事物千差万别，人也是形形色色。人降生世间，没有生而就是坏的，也没有生而就是好的，好的都是后天发展起来的，向好向坏，都是靠个人对人生的自觉磨炼与否。读史给予人生的启示和滋养，确有其特殊的功效。
前面所讲的，是从宏观上阐扬历史的价值，但与人生也是息息相关。我们知道，历史是人的活动的总和。以廿六史为例，据统计，共载有历史人物千万左右。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社会各个领域各行业的人物，以至妓女、和尚、道士、游侠等等，应有尽有，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君子，也有小人；有忠烈义士，，也有千古罪人。人生百态，尽载入历史。他们的成败得失，升降荣辱，如一面面镜子，照出人生的真貌，展示了各种人物的本质，给后人以深刻的影响和教育。在这方面，历史不愧称为人生的教科书！以下，分几个方面说说。
做人要立志，人无志事不成。《史记》有“陈涉世家”，记载陈涉当年为人佣耕，曾说：“苟富贵勿相忘”。同伴笑他说大话，他却心怀大志，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后来，他果然当了农民起义领袖，虽然失败了，却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春秋》讲的人生有“三立”：就是立德、立功、立言。陈涉以短暂的人生得以“立功”。首举义旗，率先亡秦，其功之大，无与伦比！战国辩士苏秦先前穷困已极，连兄嫂妻子都鄙视他。他发奋读书，不惜头悬梁、锥刺股，终于学成，游说各国成功，身挎六国相印，实现了他的夙愿。张仪在楚国，很穷，被人污为小偷，打得皮开肉绽。回家养伤，问老婆：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婆说在，他满有信心地回答：只要舌头在，我还要去游说！后来，他游说秦国成功，被拜为相。苏秦与张仪各创一说，这就是大家知道的“合纵”与“连横”对立的两种学说、两种战略。他们都以“立言”即立一家之言而炳彪史册。项羽是前楚国贵族，看见秦始皇巡游威风得很，说出一句惊人之语：“彼可取而代之！”刘邦也出语不凡：“大丈夫当如是也！”他俩都立志取代秦始皇，这在当时法律严苛的情况下，敢于说出要灭九族的话来，是需要拿出巨大的勇气的。果如所言，两人都成就了大事业。韩信虽穷而志不穷，身挎宝剑，显示他的志向不俗。街头地痞侮辱他，他甘受胯下之辱，却更磨练了他的意志，后为刘邦打天下，拜将封侯。康熙6岁时，哥哥已8岁，父亲顺治帝问他们的志向，长大干什么。哥哥说，想当个贤王。康熙却说：愿效法父皇。就是将来当皇帝。出语非同凡响，只过了两年，他就继承了皇位，成为一代明君。
立志固然重要，但不检点自己，严格要求，立志也终将丧志，如玩物丧志，酒色丧志，追名逐利丧志，等等。项羽素质就差些，早年有大志，待事业取得成功，他的大志渐致消沉。他进入咸阳，不在此建都，偏偏要建在无足轻重的家乡彭城，谋臣劝他不可，他却说，不到家乡建都“如衣绵繡夜行”。他不过是炫耀自己，却不顾事业之成败。他让出了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区，给刘邦可乘之机，终于不免乌江自刎的可悲结局。陈涉也以骄傲自满，违背当年“苟富贵勿相忘”的承诺闹得众叛亲离而失败。
要立公心，与人为善，不贪不占。这是人生的重要品格，历史给予的教训是特别深刻的。《将相和》是讲战国时赵国廉颇与蔺相如两位将相的故事，已成为千古美谈。蔺相如处处以国事为重，不计私人恩怨，终于感动了老将廉颇，两人和解，同心为国，顶住了秦国的进攻。清入关前，清军每与明军交战，诸王贝勒都要各抢财物，将战利品据为己有。皇太极严厉地教训他们说：钱财乃身外之物，何必过多谋求？得钱财有多，不过一“富家翁”，不肖子孙总会挥霍一空，这些抢来的财物于你们又有何用？惟有建功立业，可垂永久啊！古人讲：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已成为历代为君者的座右铭。事实上，并不是每个皇帝都能做到，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到底的。李自成的失败便是一个突出事例。本来，他率大军推翻明朝统绐，大得人心。不幸的是，他把十万军队带进北京城内，不过几天，军纪大坏，在城里抢财夺物，闹得全城不得安宁；他本人进了紫禁城皇宫，尽情享乐，他的部下忙于做官，摆谱显威风，又抓抄缙绅之家，追赃索银，人人自危。很快，失掉人心，他也就失败了。刘邦先占咸阳，不取宝物，只要户口等册簿；不住皇宫，还军坝上，与百姓“约法三章”，保护百姓生命财产，大得民心。项羽与李自成正好反其道而行之，跟刘邦所做，形成鲜明对比，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封建主义时期，涌现出很多清官，不是假的，是真正的清廉，怕是我们也自叹弗如呢！当然，他们是忠君的，但他们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品格，体恤百姓痛苦，认真做几件实事、好事，一文不取的高尚人格，至今仍称为人生最高境界。清朝康熙时代，政治廉明，清官也最多。有个叫于成龙的，山西人，顺治末年考中进士，授予广西罗城知县的职务。于骑着毛驴，不带家眷，独自赴罗城上任。罗城处大山之中，县城只有10来户人家，他就在一座破旧房子办公，整天问疾问苦，为百姓办事，除苛税，请蠲免，清盗匪，还办学校。他和百姓吃的都一样。当地百姓深深感动，凑了一点钱，跪求他接受。于婉言谢绝，但拗不过百姓的一片真诚，只留了够买一壶酒的钱。他从罗城升任四川台州知州，罗城老幼哭送，喊着：于青天走了，我们没有天了……真是感人。后来，他以优异的政绩，官越做越大，当到江南总督，住在南京这座繁华的都市。他的节操不减当年，生活极为艰苦。他做了半辈子官，从不带家属，他儿子从山西来南京看望他，与仆人吃同样的粗茶淡饭，儿子走时，给他只买了半只熟鸭和红薯，供路上食用。平时，待客人也以青菜为主，人传为“于青菜”。他死于任所，家徒四壁，只有一件线绨官服，一桶米和淹制的豆豉，除此，别无所有。当地百姓闻其死讯，空巷而出，罢市悼念。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廉吏”。以于成龙之廉，比之今日的某些人，如何？
被康熙推为“江南第一清官”的张伯行，与于成龙一样，在当时也是誉满全国。他为官清廉，不必细说，只说他当福建巡抚出一告示，严禁“馈送”，文曰：“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通篇仅60多个字，表达了他的为人和为政原则。文质朴如古谣歌，真是为百姓而写，为百姓说话。他这样说，也是严以自律，赢得朝野官民一致赞颂。康熙下江南时，征询各方反映，推奖无异词。康熙大为高兴，说：“汝等何莫保举。朕保之。将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君，若贪赃坏法，天下人笑朕不识人！”康熙连续提拔他。当张伯行揭发大贪官江南总督噶礼时，受到噶礼及其同伙的陷害，但康熙坚信张伯行操行，予以保护，江南百姓欢呼不已，在门上张贴：“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有数十万人“拜龙亭呼万岁”，又有数万人赴北京，至畅春园，为跪谢康熙保张之恩，都愿各减一年寿给康熙，增“圣寿”万万岁，以表达感激之情。一个地方官员受到千万百姓爱戴，比之今日，也不过如此。
人之一生，要始终坚韧不拔，不管身处逆境，或是穷困，不改其志向与品格，坚持下去，必获成功。历史提供的借鉴，数不胜数。如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而“演《周易》”；孔子周游列国而不得志，如丧家之犬，便著书立说，广收学生，培养人才，创立儒家学派，数千年而不倒。屈原忠君报国却遭放逐，作《离骚》，千古绝唱；孙膑受酷刑，两腿残废，作兵法传世；司马迁因替降匈奴的大将军李陵说句公道话而遭宫刑，却忍辱负重，实现父亲生前之愿，撰成名著《史记》；苏武牧羊19年，受尽人间苦难，终不改其品格，至暮年回归汉朝，至今传颂不绝；司马光政治上失意，以19年之功，撰成巨著《资治通鉴》。正如《史记·商君传》有一段话说得好：“成大功者不必谋于众，高人之行者不必和于俗。”关键在于自己要有追求的目标，要坚定不移去实现。唐代才子王勃《藤王阁序》，有一段话，也是说的这个思想，他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让我们以此言共勉。
最后，我们要通过读史，善于把握机遇。人生的转折点，在人的一生中能有几次机遇啊！机遇就是时机，机会的意思，它可能随时降到我们身边，如果不认识，或已认识到，但无决心去利用，那么，机遇稍纵即失。对自己的一生或成或败，往往决于机遇的把握。这里，讲讲清初平西王吴三桂与平南王尚可喜两个人，因机遇把握不同，竟造成了两种不同的命运。康熙12年时，天下太平，但身居南疆广州的尚可喜却不自安。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异性王，镇守一方，手握重兵，予感威重功高“震主”，已猜到朝廷对他们这几个异姓王很不放心，所以，他“身在名利之中，心常在名利之外。”为求得自己及其子孙安全之计,即与谋臣商议:与其等朝廷下令撤藩,莫如自己主动撤,变被动为主动,以博取朝廷的新的欢心。果如所料,康熙正处心积虑削藩,一时无从下手,恰好尚可喜请求撤藩要求返回故乡海州(今辽宁海城)养老。康熙顺水推舟,马上批准,赞赏他能"识大体",很明智。尚藩一撤,震动了吴三桂和福建称靖南王的耿精忠。他俩为权位所惑,根本无意撤藩,被迫也上疏表态,假意求撤,希图康熙能挽留他们。但出他们意料之外,康熙迅速照准不误!命令传来,吴、耿顿感如灭顶之灾。时机把握错误,一误再误,吴自逼自己举兵反清,耿也起兵响应。经8年战争,吴耿彻底失败,吴整个家族被灭绝。耿精忠本人被处以磔刑而惨死。尚可喜没有叛清,得以圆满结果,整个家族被保全,平安返回故里,得到很好的优待。这就是一念之差,机遇丧失,吴与全家结局太惨,竟不剩一人!而尚可喜后人留居海城者至今已超过一万。
说到我们自己,比如,选专业,求职,出国,经商等等,处处存在某种机遇,把握好,抓得住,就意味着未来的成功(但不奋斗也不行)。做什么事,要闻风而动,敢为天下先,勇于捷足先登,有“背水一战”,“破斧沉舟”的气魄,哪有不成功之理!如以迟疑为“沉稳”，以怯弱为“老练”，凡事不为人先，不为人后，随大流，有机遇而不用，必属庸人之列，就不必指望取得什么成就。
人生是由多方面构成的，以上说的四个方面，是人生的基础，通过读史，完全有可能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人有善恶，事有是非，行为有邪正：思想有纯污，品行有高下，胸怀有宽狭，如此等等，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相类似或完全相同的内容。无疑，这些极其丰富的内容就是活生生的人生教材，通过历史上的形形色色人物，是是非非，如同镜子一样，会折射出我们自己的人生弱点、缺欠，必能激发我们自己向善、向美、向纯正方面发展。
读读历史吧！历史会使我们的气质变得高雅，富有教养，头脑灵活而聪明。古人云：“言乃心声，气由夙养，必士品端而后文风正”。只有通晓历史，才领会此言之不妄！
此次所讲，不想空言说教，也不想定出几条原则就会解决问题，而是多讲了实例，供大家体会，道理自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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