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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世纪之门——当代学人启示录
作者小传
孙占国,1945年生于吉林省双阳县,1969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汪清县任中学教员、文教局干事、县委办公室文教秘书。1984年任中共吉林省委讲师团教务长、副教授,1988年任吉林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1992年任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教授,兼任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吉林省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美学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红楼梦学会理事长。1997年被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评为全省宣传文化系统十佳理论工作者,是1997年度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多年来,孙占国同志一直从事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和理论研究工作,在哲学、美学、文化学方面有较深造诣,对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也有一定的研究。他善于学习,勤于钻研,长期以来针对改革开放中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先后主编、与人合写著作10余部,其中《马克思主义审美观》被中宣部推荐为全国职工教材,《马恩列斯文艺思想》、《领导科学》获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撰写论文近100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马克思论掌握世界方式问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编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丛刊第六卷(国家级);《1981年文艺理论研究述评》,发表于1982年《中国文艺年鉴》(国家级);《论解放思想的新阶段》在《吉林日报》发表;《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严肃文艺》,发表于《人民日报》(1994年2月24日),《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论当前的大众文化形态》,发表于《人民日报》(1995年6月20日),《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高扬时代精神》,发表于《人民日报》(1995年9月9日);《论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邓小平在党建理论上的新贡献》发表于《长白学刊》1996年第5期,收入《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五卷。
推荐书目:
《知识经济》,吴季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读书赠言:
广学博览,兼收并蓄。
当前国际上的几个热点问题
孙占国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一些热点问题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并且影响着世界格局发展的走向。要研究这些热点问题,首先需要对国际形势总体上作个说明。
一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总的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但天下仍不太平,地区性的矛盾和冲突加剧;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进一步发展,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着重大而深刻的调整,大国政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上升,各国把经济发展置于国家战略首要的地位。
第一个特点,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局部仍动荡不安。
我们说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战争的危险得以减弱。也可以说,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尚不存在。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降为二等军事大国,不具备打世界大战的能力。美国是冷战结束后唯一存留下来的超级大国,但由于其本身力量的分散和反对美国主宰世界制衡力量的增强,它也难于发动世界性的战争。我们看到,世界上一些大国的军事战略思想作了调整,国家安全概念不再只限于军事安全和确立具体的敌人,而是强调威胁的多样化和不确定性。现在看,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仍然将核武器作为威慑力量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其军事战略的侧重点转变为应付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二是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趋势在发展。在欧洲,绵延四年之久的波黑战争通过和平协议解决了;在东北亚,朝鲜核问题曾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最终通过谈判达成了框架协议;俄日绕开领土争端的症结,两国首脑就2000年前签署和平条约问题达成共识;中东地区,巴以和谈继续取得进展,为解决长达半个世纪的阿以敌对状态开辟了道路;最近,伊拉克核查危机中,安南的成功斡旋驱散了战争阴云,更说明和谈解决争端是大势所趋。三是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世界并不太平。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等拥有世界最先进武器装备的国家,一直把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作为重新划定势力范围与试验新式武器的重要手段。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不安宁。
第二个特点,世界格局继续走向多极化。
世界格局是指由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国家或国家集团)经过不断消长和分化组合,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总体框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以1945年雅尔塔会议为标志,逐渐形成了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政治、军事集团,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冷战状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两极格局。第二次是以1991年苏联解体为标志,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谷;另一方面,世界格局出现了多极化趋势。多极化趋势的集中表现是,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着深刻而重大的调整,大国之间对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和争夺。这主要表现在西方大国之间、西方大国与俄罗斯之间,对前苏联地区的争夺,对东欧地区的争夺,对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争夺,对中东地区的争夺,对亚太地区主导权的争夺,等等。从目前看,多极化趋势还在演变的进程中,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任何国家想造成单极世界的努力都不可能实现。那么,多极化的基本单位是什么?有不同的说法,比较通行的看法,从综合实力分析是“一超四强”,即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四强主要是指俄罗斯、欧盟、日本、中国,构成了多极化的基本单位。未来多极格局的样式和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超四强”的力量消长以及他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多极化格局的定型预计要到下个世纪中叶才能最后形成。因为,多极化格局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大国之间力量的消长,而且也必须注意到,只有当具有巨大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目前一些颇具发展前景的地区性力量中心成为一种比较稳定和成熟的力量之后,世界多极化格局才能算真正形成。
第三个特点,经济优先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因素。
冷战结束后,各国从自身的经历中普遍感受到,一个国家能否在未来,在21世纪的角逐中占据有利地位,主要不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大小,而是取决于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状况。国际竞争的主战场由军事优势的竞争转到经济优势的竞争上。实际上,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是由经济格局多极化在起推动作用。首先,经济利益已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考量,经济安全成为第一位的因素。各国在对外关系中都把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创造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作为主要目标,置于国家战略的首位。其次,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加速发展,表明各国经济相互渗透加强,而互相竞争也更趋激烈。1995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正式成立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已建立起来,各国之间非关税壁垒逐步取消,实现资金、技术、产品和劳务的自由流通。跨国公司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实际体现。世界上的4万家跨国公司及其20多万家子公司,遍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世界生产总值的40%,贸易总额的50%,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90%,技术专利的75%。区域经济集团化进程加快,近些年成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100多个,其中三分之一是在近5年内形成的。有较大影响的经济合作组织,一是欧共体,已发展成货币联盟,国民生产总值达7.5万亿美元;二是美加墨三国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国民生产总值达7万亿美元;三是亚太经合组织,国民生产总值达13.9万亿美元,占世界的一半。这些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形成,使贸易保护主义在许多领域重新强化,经济、贸易、资本市场的竞争也更加残酷,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二
在多极化格局形成的过程中,大国之间的联系与依存加强了。同时互相摩擦与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系列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这里所说的热点问题不是指那些眼前正在发生的个别敏感事件,而是指目前正在发生并且对今后世界格局的形成将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和国家关系。
一是中美关系。
两极格局解体后,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中、美、俄、”、“中、美、日”、“中、美、欧”三个三角关系的互动与战略调整。其中,美国做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其发展趋势如何,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新格局的形成都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我们知道,自1979年中美建交,两国关系进入正常化阶段。然而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存在很大摇摆性,对中国采取既合作又遏制的两手政策,不断制造麻烦,使中美关系出现两次低潮。第一次是1989年以后,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企图“以压促变”,破坏了中美的正常关系。第二次是1995年,美国同意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使中美关系走入建交以来的最低点。美国的这些做法,从背景上说,既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考虑。从意识形态上说,美国不愿看到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屹立在东方,对中国进行“西化”和“分化”是他们的既定政策。有人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存在了,这是非常幼稚的。最近基辛格出版了《外交》一书,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在日常外交活动中比美国更务实,也没有一个国家在其对于自己的历史道德信念的追求中比美国更意识形态化”。冷战结束后,重新考虑世界新秩序,美国再次宣告要将其国内的价值标准应用于整个世界,以此来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从经济上说,美国既不能拒绝中国巨大市场的巨大诱惑力,又不希望中国过于强大。美国为了争夺亚太地区经济的主导权,把日本和中国视为主要障碍。美国的一些政治家预测在今后二三十年里,中国会成为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给予认可,甚至是过高的估计,表现了它的忧虑和恐惧,它不愿看到中国在东亚成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从军事上说,美国为维护其霸权主义地位,必然积极插手亚洲事务。他们认为,美国要想保持其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就必须维护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不希望出现任何一个大国构成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为此,(1)美国确定长期在亚洲地区驻扎军队,目前驻亚洲美军10万人,其中驻日本4.7万人,驻韩国3.7万人,而且加强军事装备,重点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2)美国对亚洲的“安全战略”特别是重新确立的美日安全同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3)制造“中国威胁论”,挑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4)去年11月,根据克林顿下达的总统指令,美国对核战略作出调整。这一新的核战略又把中国列入美国核打击目标的清单,军方可以制定对中国各种目标进行核打击的计划,包括军工企业和常规部队等。通过这些背景材料分析,不难看出,美国对中国始终采取的是两手政策。克林顿在一次对华政策演说中,说了两句话:第一,决不会孤立中国这样伟大的国家;第二,决不会对中国发生的他们不能容忍的事情不管。可见,美国的对华政策,一方面继续进行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不放弃西化与分化。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建立新的战略平衡,这是历史的潮流。美国国内两党主流派认识到,中国的崛起难以阻挡,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行不通。因为,中国多年来经济实现快速健康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带头作用。特别是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成为一个敢于负国际责任的国家,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任何重大国际事务的解决没有中国的参加是不可能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谈判,美国主动提出必须有中国参加。此次伊拉克危机中,中、俄、法三个常任理事国,坚决反对美国动武,为和平解决伊拉克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关于科索沃局势问题,安理会就武器禁运进行表决,中国表明了原则立场,认为是南斯拉夫联盟内部事务,不赞成这一问题国际化,并投了唯一的弃权票,赢得了国际声誉。这些表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无法不正视这一点,不得不调整对中国的政策。江泽民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多次指出:“中美两国合作则两利,对抗则俱伤。”这句话高屋建瓴地概括了近20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和未来的发展前景。
去年10月底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使中美关系取得新的突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不断制造磨擦和障碍,造成了中美关系的复杂局面,双方在台湾、人权、贸易、知识产权和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又经历了多次较量。自1993年以来,江泽民与克林顿在西雅图、雅加达、纽约、马尼拉四次进行会晤,都强调中美关系非常重要,而且要以更广泛和更长远的观点来处理中美关系。然而,具有历史性突破意义的行动,还是江泽民主席去年对美国的成功访问。双方发表了冷战后第一个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包括高层对话和磋商、能源和环境合作、经贸关系、和平核合作、防扩散、法律合作、文化交流等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宣布,将“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议,是美国领导人在江主席访美之前,通过外交渠道首先向中国方面提出来的。去年9月13日,美国财长鲁宾在访问日本时向新闻界透露了这一消息,进一步放出了“试探性气球”。中国政府经过认真研究,最终接受了美方建议。中美之间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意义深远。其一,标志着中美两国经过冷战后一段时间的磨擦与斗争,终于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确定了中美关系发展的长远目标、合作框架与原则基础,为将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中美关系的明确定位,也促进了大国关系良性互动,从而为推动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其二,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我国同世界各大国之间建立更加平衡、稳定的伙伴关系,在大国外交中获得更广阔的回旋余地,进一步加快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进程,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三,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我国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有效地牵制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银弹外交”,遏制台湾岛以及国际上“台独”反动势力的分裂活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在江泽民主席访美前,台湾当局最担心的就是中美通过这次访问,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为阻止出现这一结果,台湾当局通过各种关系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徒劳一场。最关键的是,联合声明中把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紧密挂钩。双方同意“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这既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台湾问题对未来中美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又对台湾当局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形成有力挤压。
需要强调的是,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总体方向,实现这一目标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换句话说,中美两国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战略伙伴关系,这项工作现在刚刚起步,由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原因,今后还可能遇到麻烦和曲折。因此,我们务必对中美之间关系既合作又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
二是美日关系。
冷战时期,日本把苏联看作主要军事威胁,外交政策倒向美国一边,对美国从不敢说“不”。近些年,日本经济实力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美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集中表现在对亚太地区经济主导权的争夺。日本首先提出以日本主导的“东亚经济圈”构想,并试图把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组成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模式。美国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坚决反对日本在亚太地区组建任何排美性经济集团,反对日本对亚太地区的经济控制。面对日本的“雁行”模式,美国针锋相对地提出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扇形”模式。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就“扇形”模式作过解说:基地在北美,而美日联盟、美韩联盟、美与东盟、美与澳新关系则形似打开的一把折扇向西散射。无疑,亚太地区已成为美日争夺的主战场。
我们必须注意到,美日在亚太地区经济主导权上的争夺不可避免,但是保持安全防务上的同盟关系也势所必然。从日本来说,目前自卫队海陆空三军的装备在世界上已属精良之师,完全有可能具备进攻能力,但羽翼尚未丰满,还不能离开头顶上的美国核保护伞。从美国来说,为长期维护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战略利益,依然把美日安全同盟关系看成是在亚洲防务的战略重点。1996年4月,克林顿访问日本,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发表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它标志着美日安全同盟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同意归还冲绳基地的20%给日本,缓解日本国内的反美情绪。作为日本的回报是,在“远东发生紧急事态”时,给美军以军事上的合作,并且规定美日两国互相提供军用物资和劳务。这就一改过去美国为日本提供单方面的军事安全保护,为美日双方互相提供安全保护。这是美日两国安全保护体制的重大调整。其重点实现了从“对抗苏联”向“对付远东紧急事态”的转变,适用范围由保障日本安全扩展到“针对整个亚太地区”。此间观察家们预料,美国下一步的举动是设法建立以美日同盟为轴心、以美、日、韩三国联盟为主体,广泛联合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形成“东亚地区小北约”。美国的这一战略目的,主要是遏制、牵制和对付中国等东亚国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
三是美俄关系。
美俄关系是世界瞩目的热点之一。我们可以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美俄的“蜜月”已经结束,合作与协调渠道保持正常,矛盾与冲突增加。
苏联解体之初,美国为了把俄国纳入西方轨道,允诺给以经济援助,双方进入“蜜月”状态。1993年12月俄国家杜马选举后,以自由民主党为代表的民族民主主义势力上升,加上经济形势好转,实现了低增长,重振大国地位的呼声高涨,俄罗斯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美俄之间虽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双方的猜疑与矛盾也不断加深。俄罗斯作为前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继承了前苏联的大部分政治遗产,从而在实际上也继承了前苏联与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美俄之间在心理上还没有完全抹掉“冷战”的阴影。在美国看来,未来的俄罗斯将是潜在的政治对手和强敌,因为俄罗斯拥有前苏联66.3%的军队和主要战略核武器。美对俄采取了有条件援助和适度遏制相结合的政策,不让俄国东山再起。
美俄之间的猜疑、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表现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美国未经同西欧盟国磋商,主张北约加快接纳东欧国家新成员的步伐。这样可收到一箭双雕之效,既可利用北约来制约俄罗斯,又可以用俄罗斯制约西欧,确保美对欧洲事务的盟主地位。北约东扩将其防线推进到俄罗斯大门口,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受到俄的坚决抗争。但是俄罗斯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虚弱地位,表现在言辞上强硬,在行动上且战且退,意在最终结果上得到美国的最大经济补偿和加入西方七国集团。正是在这种前提下,于去年5月,叶利钦与北约16国签署文件,默许北约于1999年首批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的计划,吞下了一颗兵临城下的苦果。二是表现在对前苏联地区的争夺上。俄罗斯把前苏联地区看成是“俄罗斯利益攸关的地区”,把争取独联体政治、军事、经济一体化置于外交的首要地位。美国为遏制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竭力分化独联体一些国家同俄罗斯的关系。其中特别加强同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关系,并谋求发展同中亚国家的关系。在北约宣布准备接纳波、匈、捷三国新成员的同时,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跑到波罗的海国家,明确表示这些国家“也有资格加入北约”。这实际是北约东扩问题上俄美第二轮较量的开始。三是表现在发展战略武器问题上。苏联解体后,美在战略武器方面已处于优势地位,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但是仍在继续加紧研制21世纪各种高技术武器装备,加强美军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全球干涉能力。俄罗斯为对抗美国,也加紧研制新式武器,如已秘密部署了“世界末日”导弹系统。俄坚决反对美国研制能拦截战略导弹的反导弹防御系统,认为这是“星球大战”计划的翻版。俄议会迟迟没有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其原因也在这里。美俄关系中磨擦和斗争在加剧,但是,出于长远的考虑美俄双方在目前国际舞台上还互有需要,都力图避免发生直接对抗。两国关系将在一定时间内处于一种在磨擦中求合作的态势。不会发展为大的冲突和对抗。
四是中东问题。
中东问题长期以来就是一个热点问题。从目前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阿以冲突,一个是伊拉克核查危机。
阿以冲突是中东问题的焦点。
谈到中东问题人们往往有一个疑问,这个地区几十年来矛盾冲突与战争连绵不断,原因何在呢?
从这个地区内部来说,充满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领土纷争。阿拉伯人占中东总人数60%以上,18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阿拉伯人占绝大多数;还有库尔德人、希腊人、土耳其人、犹太人等,犹太人在以色列占人口84%。在历史上,犹太人在战争中逃离巴勒斯坦,造成四次大流散,成为没有土地而飘泊四方的民族。1947年,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即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这个决议明显偏袒犹太人,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不满,从而埋下了战争的祸根。中东地区宗教矛盾也很突出,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发源地。除塞浦路斯和以色列以外,穆斯林构成中东各国居民的绝大多数
,因此伊斯兰教传统成为中东社会的重要特色。
从国际环境来说,中东正好是东半球的中心,是欧、亚、非三大洲接合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又是石油宝库,因而成为西方列强角逐的必争之地。美、英、俄等大国为争夺这一地区的控制权而展开激烈斗争,是造成中东地区战争不断的重要根源。二战以来发生了五次大的战争,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1967年的“六·五”战争,1973年的十月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目前的阿以冲突实质是历史上阿以战争的继续。
总的看,中东和平进程是大势所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进行了40余年的全面对抗。目前,阿以冲突仍然存在,集中表现在以色列同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关系上。以色列是中东的强国,人口400万,政治上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经济上是混合型经济结构,军事上建立了拥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现代化国防体系。由于得到美国的支持,在几十年的阿以对抗中,不但没有被打垮,反而站稳了脚跟。以色列的生存权利,实际已被巴解组织和阿拉伯国家所承认。它对巴勒斯坦采取了“土地换和平”的策略,为政治谈判解决争端提供了条件,所以签署了巴以和平协议,阿拉法特和拉宾双获诺贝尔和平奖。约旦和以色列签署的和约实施较为顺利。长期以来,叙以围绕归还1967年“六·五”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问题存在分歧。现在关键是以色列要痛下决心全部撤出戈兰高地,而叙利亚则在安全保障和水资源上照顾以色列的利益。如果叙以和谈取得突破,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协议达成,则中东和平有望。但是,1996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台以后,拒绝在土地问题上让步,提出“以安全换和平”的口号,偷换了解决阿以争端的原则基础,中东和平进程发生逆转。以色列做了两件严重伤害巴以关系的事情:一是开放东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附近的一条地下隧道,以示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主权地位;二是在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大规模修建犹太人定居点,加强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实际占领。这引起了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联合国安理会两次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建造犹太人定居点。但美国两次投反对票,替以色列顶住国际压力,为其强硬政策撑腰。
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大国为各自的利益,在中东的争夺日益加剧。美国打赢海湾战争以后,确立了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为建立以它为主导的“中东新秩序”,力促和谈,遏制两伊,维护它的战略利益。欧盟不甘落后,制定“南下战略”,与美争夺中东主导权,日本也积极插足其间,在中东推行“平衡外交”。日本首相在战后首次访问了以、叙等国。俄国力图恢复在中东的大国地位,不顾美国反对继续实行与伊朗核合作。素有“中东问题专家”之称的普利马科夫出任外长,两次出访中东,进一步加速俄重返中东的步伐。西方舆论认为,“中东正在成为美、欧、日商战的新热点”。由于大国在中东地区的明争暗斗,将为这一地区的动荡埋下新的种子。
伊拉克核查危机的化解。
从这次伊拉克核查危机的起因看,是伊拉克为解除制裁向美国提出挑战而引发的。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作出了对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进行核查和经济制裁的决议。7年的严厉制裁给伊拉克造成了极度困难,同时也逐渐引起国际社会更多的同情。特别是阿拉伯社会因美国纵容以色列导致中东和平进程停滞,反美情绪与日俱增。而美国把萨达姆视为“最危险的人物”,曾多次策划推翻萨达姆的行动均遭失败,并在核查和制裁上持强硬立场。伊拉克深知美国是联合国对伊核查的实际控制者,在解除制裁无望的情况下,对美国采取了挑战的行动。去年10月,伊拉克拒绝联合国武器专家入境,使海湾地区局势骤然紧张,后在俄、法等国的周旋下,得以缓解。1998年1月13日由美国军事专家斯科特·里特率领的武器核查小组准备进入伊拉克。但伊拉克突然宣布,这个由16人组成的核查小组的成员组成失调,美国占9人,英国占5人,应予以抵制,并要求核查小组成员应由五个常任理事国平均分配。在1月17日,即海湾战争7周年的时候,萨达姆发表电视讲话,说联合国不解除制裁,允许伊拉克恢复出口石油,将在6个月后被迫把所有核查人员驱逐出境。伊拉克的挑战正好给美国提供了彻底摧毁伊拉克,推翻乃至消灭萨达姆的机会。于是,美国迅速作出强烈反应,美英两国在海湾地区集结了4艘航空母舰、40艘战舰、400余架各类飞机、3万余名军人,包括6千人的地面部队,准备采取代号为“沙漠惊雷”的行动,通过战争解决问题,一时间,海湾地区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
但是,这次伊拉克核查危机同上次海湾战争的形势大不一样,上次是因为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联合国也作出制裁伊拉克的决议。当时有43个国家派出军队,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多国部队的军事力量有70万人、3570架飞机、2900辆克、2200辆装甲车、400艘战舰、1700门火炮。这次危机中,美国派出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国防部长科恩和驻联合国大使理查森等人相继出访,试图谋求各国支持美国对伊动武的立场。然而游说没有奏效,赞成美国动武的仅有5个国家。英国、德国、日本虽然支持美国动武,但态度也不尽一致。英国担心联合国不授权,德国明确表示“既不会出人,也不会出钱”。不少国家还爆发了反对美国动武的集会和示威活动。据报道,美国有54%的人反对对伊动武。中国、俄国、法国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力主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伊拉克危机,坚决反对美国动武。
在战争一触发的时刻,中、俄、法三常任理事国以及安理会的其他非常任理事国和一大批海湾阿拉伯国家支持安南亲赴伊拉克进行政治调解。安南不负众望,显示了非凡的外交调解才能。安南在伊拉克的三天时间里,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谈判方式,既坚持安理会15国一致赞同的原则不让步,又以诚恳的态度站在同情伊拉克的立场上,劝说伊拉克领导人放弃僵硬立场。尤其是最后与萨达姆总统长达2小时的单独会谈,相当成功,使萨达姆接受了安南的调解方案,于2月23日达成了《联合国和伊拉克谅解备记录》。这个备忘录包括七项内容和一个附件,其要点是:伊拉克接受联合国安理会所有有关决议,联合国重申所有成员国尊重伊拉克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无限制地”准予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进入8处总统府邸核查,特别委员会在执行任务时承诺尊重伊拉克对国家安全、主权和尊严的合法关切;对伊拉克8处总统府邸核查仍由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负责,但由安南指定的专员领导的专门小组来执行核查。和平解决伊拉克核查危机协议的达成,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制止了美国动武的行动,使美陷入进退两难境地。伊拉克危机的解决,再一次说明了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是大势所趋,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得人心,同时也说明联合国在解决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任何大国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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