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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
　 逄增玉，吉林省白山市人，1957年11月生。1981年本科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底研究生毕业于湖南师大中文系，获硕士学位。1985年始任教于东北师大中文系。1990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为东北师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导师、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东北师大世纪中青年学术带头人、重点学科学术骨干和博士总梯队主要成员之一。兼任中文系东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东北师大东北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吉林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长春市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政府特殊津贴。
推荐书目：
　 《人格的发展——巴金传》，陈思和著
读书赠言
　 好读书，应好读书；莫待好读书，不好读书。
读书与人格修养
 逄增玉
　 “休闲时光话读书”活动要我讲一讲有关读书与人格修养、与人的精神品格、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很古老的话题，古今中外有许多人从不同角度谈过此问题。今天我只能就此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求得与各位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和探讨。
　 一、读书与人格修养有正向作用，能提升人的精神品格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求知，而书籍是知识的最有效最密集的载体。从知识发生学角度来看，知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是推动人类脱离野蛮蒙昧走向文明的动力和阶梯，是人类文明的火种。在人类由猿到人、由野蛮到文明的进化发展过程中，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地、由少到多地发现和掌握着各种知识，比如，人类在进化途中、在森林狩猎生涯中发现了火，由对火的恐惧发展到能够掌握和利用火，形成关于火的初步的知识。而有关火的知识的掌握反过来极大地推动和促进着人类进化，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所以，从知识的产生和知识对人类进化、文明发展的角度看，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属人性，具有人类性和文明性。从原始人到今天的人，人类发现和创造的知识不断丰富，知识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致使今天人类文明高度发达和成熟，知识本身也呈现出由快速极度增长所带来的“爆炸”态势。作为一个现代人，一个现代文明条件下生存的人，仅仅吃好穿好玩好，那只能算是享受到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的成果。如果不读书，不掌握以“知识”形态体现出的人类精神财富，那就标志着你未能真正领略和分享人类精神文明、现代文明的成果，因而，尽管你表面上轻裘美服穿金戴银“派”得不得了，但你称不上是文明人，更不是现代文明人。你不去追求，不能享受具有人类性、文明性和文明本质的知识，怎么能算是文明人呢！所以，我觉得读书与人格的关系，其第一层意义就在于，通过读书求知，你首先就接触了、亲近了以书籍和知识体现出的人类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而知识的文明　 
　　　　　　性和文明本质性会给那些刻苦读书求知的人，“对象化”地打上文明的特征，形成文明的素质。知识的文明性会给读书求知者带来相应的特征。简言之，读书使你文明，使你成为文明人。
　其次，从知识的分类和人们读书求知的目的来看，读书求知会“本源性”地提升人的境界，修养人的品格。按传统的知识分类方法，人类创造的知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经验型的、实用类的、属于“技艺”类的知识，，另一类是超验型的、非实用类的、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道”即形而上的东西。当然，这只是一般的并非完全准确的大致分类，随着人类创造的知识和知识谱系的丰富多样性，有些知识就不能用经验与超验、实用与非实用、形上与形下来划分，有的知识介于二者之间或兼有二者的性质，如现代数学、现代物理等就是如此。不过，为了便于说明起见，我们姑且还按传统的知识分类方法。前者的所谓实用类知识，用英国十七世纪哲学家培根的话说，就是“知识即工具”。这类知识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产生的，它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学习掌握这类知识，为的是实用，即把它作为工具解决生产实践中、生存实践中的问题，为的是能更自由地驾驭自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根本上提升人类的生存质量、开拓人类精神的自由空间。这类来自实践的实用类知识，在以往知识尚不十分发达丰富的远古或前现代，人们往往是通过直接传授方式。如过去中国的师徒、家传方式来获取和掌握。但当知识与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就可以通过读书受教等间接方式来获取了，而不必再亲身实践或依赖经验化直接化的知识获取方式了。比如，文字发明以后，中国人求知主要靠读书，孔子时代的书是竹简，那时形容人学识丰富时常用的词是“学富五车”，五车的竹简其文字量最多不过几十万字吧。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后人们读的书才是今天意义上的书。现代人读的书，其书的含义概念又不相同，既有文字纸张类的书，也有电子读物，电脑网络读物。不过，不管书的含义形式发生何种变化，人们通过读书获取实用技艺类知识的热情态度则今古如一，当然，就中国而言，今天的中国人追求技艺实用类知识的热情与程度远甚于古代。为获取掌握技艺实用类知识而读书，这种读书求知的态度就是“实用”态度。老实说，现代人读书的最大动机和目的，就是实用，或者说，现代人多数人读书求知的目的是“经世致用”，最能“经世致用”的书人们最爱读，读的人最多，最大多数的人的读书态度是功利的、工具的、实用的、知识即工具，工具为人生。如中国要搞现代化，现代化要靠科学技术，所以学生大多重视理工科技，考大学最多的亦是考理工，中学、大学都重理轻文，“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农民要致富，就须多读多学有关果树栽培、家畜饲养、科学种田之类的书。现在是信息时代，高科技时代，而电脑是高科技产物，也是进入信息社会的入门证，所以现在电脑知识类的书读的人最多，销量巨大且不断上升，等等。这些都说明，越是现代社会，以实用工具主义态度读书求知的人愈多，而这也是一个社会的常态。一个社会“玩虚”的人过多，这个社会恐怕要落后。那么，以实用态度，读实用类图书，获取实用类知识，此种“读书”与“人格修养”会有关系、会有帮助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实用技艺知识也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人类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结晶。人们在阅读这类书籍的过程中，一方面会获得实用技艺类的知识，另一方面，这些知识本身对人格的培育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比如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揭示的是自然界的规律和奥秘，学习这些知识会使人产生对规律的尊重，同时这些知识体系本身的严谨、周密、和谐与有序，对人形成严谨有序、周密求实的思维，对人的科学正确的世界观的形成，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而正确求实的思维和世界观与人格修养的密切关系，或者说，良好人格的养成须良好的思维和世界观为基础。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往往人格也较高、或生活为人谦逊求实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也讲一些自然科学家在其科研工作中能　
　　　　　　“自发”地接近唯物主义，因其掌握的知识本身就内含有唯物主义因素。接近唯物主义水平也就是接近或具有了正确的宇宙观世界观，而这与人格养成有很大关系。我们在学校教书的人常常提到一句话，叫“教书育人”，对这句话最通常的理解是：老师在教书传授知识同时，还要注重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加强政治方面的、人格方面的教育。这样对待和理解“教书育人”固然不错，教师在教授知识以外确实应该加强“德育”教育，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教书育人”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教书本身、传授知识本身也是“育人”，对学生对人的品德人格的培养也起着很直接的、很大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教师传授的知识往往是经过检验的“真知”，而这样的知识不管属于什么专业，如前所说，都对人的思维、意识，对培养老实公正的求实求真精神具有积极的功能。有一个玩笑说，天文学家的心胸最开阔，从不挑剔妻子的相貌，因为他看妻子时总看眉毛以上。这虽是一句玩笑，但玩笑中有真谛，即一个人所追求的知识、知识的对象会对人的气质性格等人格要素产生“同构性”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以工具性实用性的态度读书求知，读那些专门性、技艺性的书，对人的品格思维也会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产生“建设性作用”。
　 如果说，通过读书获取和追求实用技艺知识，会对人的思维产生影响，而会“间接”地对“人格”产生影响的话，那么，通过读那第二类的即非实用超功利的书，追求和获取“形而上”的或非技艺用的知识，则对人格养成会起到“直接的”更大的作用。这类书，这类知识，即是所谓“人文”性知识，它包括哲学、宗教、艺术、文学、伦理、美学等。这类知识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产生的，反过来它又极大地完善提升着人类，推动人类社会文明、更“人道”地发展进步，它们是引领人类的“精神的灯塔”，在人类文明文化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古人曾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之说，这虽有些夸大，但也道出了一个伟大思想家对人类进步的意义。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尤其是人类的精神文明史，是与孔子、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托尔斯泰、莎士比亚、贝多芬、毕加索、曹雪芹、鲁迅等一大批古今中外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如若说科学、实用技艺类知识主要是解决“外宇宙”、自然界的问题，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那么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伦理等类知识既注重协调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注重协调解决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人的自我协调、自我改善的问题，更注重人类社会、人的“内宇宙”、人的精神心灵世界。换句话说，技艺实用类知识求“真”，非实用类非功利类知识求“善”求“美”，而善与美都属于与人类社会、与人的心灵有关的价值领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知识当属“性灵学”、“精神学”，它们直接关乎人的道德、伦理、人格的培养修炼，关乎社会的“善”与人的自我丰富与自我完善。品读这类书，接触和获取这类知识，自然会极有益于人格境界的提高，会直接促进人格的发展与完善。人们读这类书时的动机和目的是非功利的、非实用的，没有实用价值而又要读这样的书，是因为作为社会的人，人们不满足于仅仅有“器”而无“道”，正常的人从本质上都有一种追求人格丰富性、完善性的“向善”的内驱力和人格要求。而这种“人文性”知识恰恰有一种“属人”的性质，能够满足人类的人格要求。美国有一位研究中国作家沈从文的教授金介捕先生曾说，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不仅他要读，他的儿子孙子们也永远要读。沈从文小说是非实用的，为什么一个美国人要读呢？是因为沈从文的小说能满足他们的心灵要求，能为他们的人生人格带来善与美的滋养。同样，我们读古今中外的那些不能带来重财利益的非实用的书，那些人文类名著，也是为了人格的需要，为了使自己的心灵人格提升丰富到新的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有人说，一个真正读懂了托尔斯泰作品的人，是不应该为恶的。这充分说明了非实用的人文类书籍知识对人格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为了我们健全高尚的人格修养，我们应终生不倦地多读这样的书。尤其在商品大潮汹涌的时代，我们在不排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人文精神，更要人格操守。
　 二、读书与人格有时也呈反向（反比）效应，关键以什么样的态度动机读书求知，在求知与人格之间建立怎样的关系
　 
　　　可能在我讲了读书求知与人格修养的正向同构关系后，会有人提出反问，举出许多反例，说明“知识越多人格越坏”，说明“卑贱者最高尚，有知者最卑鄙。”确实，历史上和现实中，不乏一些读书很多、学识丰富的人其人格道德却很卑下的事实。中国古人曾有“文人无行”之说，虽然不能说文人都无行，但有相当多的文人、文化人无行缺德却是不争的事实。晋代大辞赋家潘岳，时誉“才名冠世”、“文清旨诣”，但人格却很低下，惯于谄事权贵，溜须拍马。明末士林领袖钱谦益，为人为文曾为一时之冠，后来却在清兵南下时率先投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周作人曾是一员骁勇的战将，倡民主、科学、人格、人道，后来却在大节关头依附了日本。至于一些大奸大坏的人，像南宋大奸臣秦桧，椐说其文章书法都不错，而现代的康生，对金石文物、书法典藏都颇为在行，绝非胸无点墨的草包。英国大诗人拜伦，诗作卓伦，为自由、民主和革命而歌，为援助希腊独立而慷慨赴难，但在私德上却品行恶劣，抛妻弃子，甚至与同父异母的姐姐乱伦。俄国大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其作品对世界的影响力至今不衰，鲁迅曾称赞他的作品对“灵魂拷问”之深，但他却是一位狂热赌徒。艺术巨匠罗丹曾有过剽窃的不良行为，现代绘画大师毕加索“过手”女人之多，堪与帝王相比，而他老年时又变得极其吝啬。“文人”无行如此，那么有些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也存在人格弱点。像法国的狄德罗、伏尔泰，其在俄国沙皇面前的争宠行为，令人瞠目。连中国古代“圣人”孔老夫子，也有“子见南子”的行为，使得他的学生子路非常生气，也弄得孔夫子只好向子路发誓赌咒。现代物理学之父爱因斯坦，据最新的传记资料，在婚姻道德上也有很不光彩的表现，对自己当年疯狂追求到的原配夫人后来也“始乱终弃”，而且“弃”的时候行为相当恶劣。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看到很多知识与道德不成正比的人物。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我们看到某些学文的学理工的、下海的不下海的知识分子，曾演出过大大小小的人格劣剧。中国人以前多说“文人无行”，其人不论“文人”“理人”，其人格都有优有劣。某些学“理”的人正由于不谙人文，所以一旦被商海金钱弄得灵魂出窍，坏起来更“科学”、更有条理、更有逻辑，全是“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不讲人道人文。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提倡“人文精神”的大多为文史哲知识分子的原因。当年希特勒德国纳粹集中营时的那些杀人医生，不少都受过高等教育且有学衔，但他们却用“科学知识”干下了最残暴的事情，成为丧失人格的野兽。上述的例子都说明，读书也好，知识也好，有时同道德人格并不成正比而是成反比。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复杂，这里我还是从读书求知与人格修养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谈一点看法。我觉得，造成知识与人格成反比的原因之一，是单纯地或过分地将知识当做工具，过分地相信知识的力量，而未将知识与正义、价值、道德联系起来，对知识过分的工具实用化而缺乏超功利的价值态度。某些知识本身只是“真”而与“善”和美、与道德无关，但是怎样使用知识却关系到善和道德伦理，知识转化的成果也关乎到“善”的问题，道德伦理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知识和科学都是为人、为人类社会而存在的，既如此，所以知识的掌握和运用都必然存在着社会价值、社会功能的问题。与社会人类有关，当然就与道德人格有关。因此，在追求掌握知识的时候，既要把它当做工具而又必须超工具超功利，像伟大的居里夫人那样，或者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从事科学研究应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爱因斯坦虽然在爱情婚姻上有点人格毛病，但总体上还是伟大的科学家（就像恩格斯称歌德既是巨人又是小市民一样），作为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的时候，既称赞了她的伟大科学发现，更称赞了她身上体现的道德人格意义。爱因斯坦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爱因斯坦还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的话启示我们，专业、科学、知识与道德同等重要，甚至道德品格更重要，知识、科学与真理和正义等价值道德领域不可分割。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曾说过，有两种东西他永远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头上的星空代表着宇宙、自然、自然规律与和谐有序，代表着永恒存在。和谐有序的宇宙星空体现了“自然律”和自然法则，对它们只能遵循、探索、敬畏而不可逾越破坏。自然律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决定和生成着人类的道德律，道德规律往往依存于自然律，比如，乱伦会造成退化，这是自然生物规律，这种自然律决定和生成了人类“乱伦禁忌”的道德律。自然规律是不可任意违背破坏的，违背了就要受到自然的惩罚，你破坏了木林植被生态平衡，自然就会以洪水干旱沙漠化惩罚你。同样，与自然律相通的道德律也是不可违背破坏的，违背了同样会受到惩罚。我们读书求知，探索和掌握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奥秘规律，就必须求真求实，尊重“规律”与“真”，同时，也必须遵从与规律、与知识相关的人类道德，注重人格道德的修养。永远敬畏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永远在读书求知与人格修养之间不可偏废，应作为永恒的启示和座右铭。其次，读书求知对人格修养会起积极作用，但人格修养不全依赖知识，良好健全善美人格的养成除了依赖知识，还须依赖传统、风习、法律、制度等等，总之读书求知应与我们人格的修养提升成正比，而不成反比。通过读书求知成为学识丰富而人格高尚的人，这应是读书求知的最大的最终极的目的，而一旦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才可以无愧地说我们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我们是文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