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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
郭志成，1944年5月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69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80年代初，经一位老先生指点，研究中国术数学及易学。为争取学习条件，特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古籍部钻了三年，受益匪浅。1991年3月出版《中国术数概观·卜筮卷》，1993年6月出版《揭示奇门遁甲之谜》。发表论文《先天八卦卦序与京房易八宫卦卦序排列关系证》。现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易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春预测学学会副理事长。
推荐书目
《京氏易传》，西汉京房君明写。
读书赠言
孔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学易要背有字书，要读无字书，从书里读出书外书来。
《周易》与算命术的关系
郭志成
近十年来，我国关心《周易》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一本叫作《周易》的神奇的书了。有人说中国出现了一股《周易》热。
这次《周易》热，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思想解放运动产生的回归传统热潮中的一股热浪。这些年来寻根热，儒学热，孔子热，老子热，宗教热，神话热、气功热都被称作传统文化的热点，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周易》热只是整个社会“回归传统热”、“传统文化热”的一个组成部分。
《周易》是产生于商周时代的一部古书。它先是在宫庭内流传，史官、占卜官（宗师、大卜等）用于占卜预测，后来流入民间。西汉初期，《周易》被儒家奉为五经之首，相当于官方颁布的政治教科书，成为规范人们思想、生活及行为道德的指南。二千多年，凡是要走读书作官的路子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读《周易》，因为封建社会时的科举考试中就有《周易》的题目。
五四运动以后，儒家经书在教育界、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被打破了，科举考试不再出《周易》里的题目了，升官也不用读《周易》，于是，研究《周易》就成了极少数文人学者的事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六十年代初，中国学术界曾开展过一次关于《周易》的讨论，许多著名的学者都写了文章。但那时讨论的问题涉及面较窄，多数讨论《周易》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在社会中影响不大，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社会上较多人关心的热点。
近十年的《周易》热，确实可称为传统文化热潮中的一大热点。其表现是：讨论会开得多、论文写得多、书出得多、参与的人员多。以出版为例，建国以前曾公开出版的《周易》书，几乎全部又出了一遍，有的书还是多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再从参与人员看，研究易学者遍及全国各行各业，打破了过去只有学者、举子研读《周易》的局面。而且所有参与者都是自愿的，没有升学考试的压力，也没有升官进职的诱惑。虽然有一些人研究《周易》的目的是为了“学了易经会算卦”，企图靠算卦挣钱，但不论抱什么目的，这次人们参与易学研究，都是自愿的行为。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觉研究《周易》热。
这次《周易》热，有两大特色。
一是打出了 “科学易”的口号。
《周易》是科学，这个观念，是国外科学家，及旅居国外的华人科学家首先提出来的，也可以说这次《周易》热，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影响和推动。这里仅举几例：
早在中国还是满清皇帝康熙在位的时候，德国自然科学家莱布尼茨（G.W.Leibniz,1646——1716年)在1679年提出了“论二进制原稿”，创立了二进制数学的理论体系。当时法国在中国的传教士白晋(J.Bouret,1656——1730年)认为莱布尼茨的理论与中国的伏羲八卦、六十四卦排列有关，就给莱布尼茨寄去了伏羲八卦图与伏羲六十四卦图。莱布尼茨看到后非常惊讶，他认为，他所发明的二进位制，早已在中国的伏羲六十四卦图中有所表述及应用。他在给白晋的回信中说：“伏羲是中华帝国和东洋科学的创造者。这易图是流传于宇宙间的科学中最古的纪念物。易图和我的新算术完全符合。我若没有早发明二元算术，我亦不能明白六十四卦的体系和算法图画的目的，望洋兴叹不知所云。”他在钦佩之余，还曾写信给康熙皇帝，要求加入中国国籍。1703年4月，莱布尼茨将他的二进制论文送出发表，论文题目为“二进位制计算的阐述”，副题是“关于只用零与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数字的意义。”
丹麦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玻尔（N.Bohor,1885--1962年），1937年访问中国时，看到了太极图，他深受震惊。他认为中国的太极图很好地反映了他所倡导的并协原理（又称互补原理）的深刻内涵。当他被封为爵士时，他选用了中国的太极图作为他家族族徽的核心图案，并刻上了“对立即互补”的铭文。
美国人F·卡普拉(Capra,F)1975年著《物理学之道》，把《周易》的一些基本概念与现代物理学基本概念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了东方神秘文化传统思想与现代物理学基本概念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他认为，《周易》反映了古人对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的基本图式，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他称赞《易经》是“人类最古老的一本智慧的书。”
美籍华人李政道、杨振宁1955年——1956年期间，连续发表三篇论文对当时已被公认的“奇偶性不灭定律”提出质疑，并因此得了1957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杨振宁在后来的谈话中说，他之所以怀疑德人O·Leporte的“奇偶性不灭定律”，和他在西南联大读《易经》的心得有关。李政道则认为现代物理学的“测不准定理”与《周易》、《老子》中的某些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物理有些看法和中国太极和阴阳二元学说有相似的地方。”
上述这些国外科学家的信息，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传到国内的。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对《周易》的推崇，激励了中国的易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特别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从爱国主义出发，认为《周易》是中国的国宝，外国人都研究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于是他们公开打出了《周易》是科学的口号，开辟了“科学易”研究的新领域。
1987年末在山东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拉开了这次《周易》热的帷幕。
第二特点，也可以说是支撑这次《周易》热的一个重要支点，是“《周易》预测学”热。即以“《周易》是科学的预测学”为口号，中国社会上重新涌起的算命热。
近十年中国社会出现的算命热有四多，一是出版算命术的书刊多；二是读算命书的人多；三是学习算命术及从事算命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四是信命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四多构成了一个循环滚动的怪圈，越滚越大，形成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算命热。先是某些报刊报道了几位占卜预测大师的情况，后来1991年河北省的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邵伟华的《周易预测学》。一石激起千层浪，紧接着一大批算命的书籍一涌而出，不可遏止。就连原本是师徒间口传心授的秘诀也都公开出版了。非法出版的算命书更是不可数计。1993、1994两年，算命热达到了高潮，许多地方出现了公开挂牌从事营业性的算命活动。这也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周易》热与搅在一起的算命热，引起社会上一些人士的担忧。1995、1996两年，新闻媒介对算命热进行了批判式报道，国家行政部门对挂牌营业算命，及街头术士的活动进行了干预。科学界准备在今明两年开展一个名为“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反对伪科学论坛”的征文活动。这个论坛计划的第三个论题就是“易学与算命占卜”，和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基本相同。
要对《周易》与算命术的关系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首先要科学地研究《周易》和算命术发展的历史。
我所说的“科学地”，不是给它们写一个是科学还是迷信的标签，或打一个什么印记，而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求得一个比较接近客观、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
人类社会存在的算命活动是一种预测活动。所谓算命术，就是对人们未来命运预测的方法和技术。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两句成语道出了古人对预测的重视，说明古人已认识到了对事物进行预测的重要意义。
当代对未来进行预测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人们称之为预测学或未来学。作为当代的新兴学科，预测学是既古老而又年轻的。从时代划分，人类历史上出现的预测活动已经出现了两种，一是现代预测，一是各代预测。
现代预测的范围很广，一般是应用统计预测的方法，就是收集、统计过去与现在已经出现的现象，计算他的数据、频率、时间、方位及运动流向等因素，依据事物发展的先后顺序形成的因果关系，对比关系等进行逻辑的判断、推理、综合演绎，对事物的未来做出预报。如现在气象台站所发布的天气预报，天文学家对彗星运行方向、速度的预报等。人们通常把这种预测称之为科学的预测。
古代预测，也有一部分是类似于现代预测的统计预测方法，如《孙子兵法》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通过收集敌我两方面的情报资料，对战争的胜负作出合乎逻辑的判断。更多的则是人类社会中长期积淀下来的探求神灵意旨的预测。这里我姑且将它称之为探神预测。
远古的时候，由于生产力低下，知识贫乏，人们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感到十分恐惧，以为一切都是由天上的神灵主宰着，为了使自己的活动顺利成功，就需要探知天神的意旨，遵照天神的意旨行动。这种探知神灵意旨的活动，就是最早的探神预测。这种最早的探神预测活动形成了人类最早的文化形态——巫文化与卜筮文化（以下简称卜筮文化）。
大凡每一个从原始社会走过来的民族，在其文明发展的初期，都经历过一个卜筮文化的阶段。代表这个文化的最早的“职业知识分子”就是巫和占卜者。汉字的巫字，上边一横代表天，下边一横代表地，中间一竖表示天地通。据说巫是能利用一定的方术使神灵降在他们的身上，达到与天地相通的人。占卜者（史书上称他们为占人、卜人、筮人、易者、日者、术者等）与巫者不同，是利用人类的知识中带有神灵的意旨的模式系统进行预测的人。巫者的方术称为巫术，占卜者的方术称为占卜术或数术。虽然占卜者预测的事项有些是自然变化，但这些自然变化总是与人的生活、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后人将所有的占卜术统称之为算命术。
在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中，许多部落的首领本人就是巫者或占卜师。首领本人如果不是，部落中总会有一个年长者懂得巫术或占卜术。
据古书记载，商周时代，中央及诸侯国中都设有专司观察和预测天文、地理及人事吉凶的官吏。譬如“明堂”是在宫廷中观测天地变化的官，“羲和”是在四方观察自然变化的官，“史官”掌图书和记录，“宗师”、“大卜”则用各种方术进行预测。
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古代算命术分为占、相、卜、筮四大类别，这四种类别的算命术在商周之前就都已出现了。
占是观测天地自然的变化进行预测的方术，如星占、风占、鸟占、梦占。
相是观测所预测的物和人，直接判断动物的寿命与人的命运。
卜是用龟甲或牛骨、羊骨等作工具，经凿、钻、烧、灼等方法，观察其纹路的形状及走向预测吉凶。汉字的“卜”字就表示龟甲或牛骨经烧灼之后的纹路。
筮则是运用一定的计数工具，产生出一组数字，依据对应的算式进行预测。南方多用竹棍为工具，所以汉字筮，是竹头加巫。表示从原来的巫者靠自身的功能通达天地，已发展到了不需自身功能，凭借运算也可以通达天地的阶段了。清楚地说明了两者同出一宗而又不是一种方术。
占术、相术不需要工具，因此应该产生在卜、筮之前。卜只看纹象而不计数，当在占、相之后，筮即用工具又需计算，应是这四类算命术中最后形成的一种算命术。
目前，我们还能从出土的甲骨上看到商周时代的关于占卜的记录。
从出土的甲骨上，鼎器等青铜上还可以看到商周时代留下的卦画和数字卦。
根据古籍记载，我们了解到，周朝之前就已经有记录筮法的书了。商周时筮法又统称为“易”。
《周礼》说：“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皆八，其别皆六十四。”古代学者认为《连山》是夏代的易，《归藏》是商代的易，《周易》是周朝的易。《周易》成为正统的筮法之后，《连山》与《归藏》都失传了。看来《周易》是夏、商、周三代最后一部筮书，也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一部最早的筮书。
“本来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本经，确是周朝人用来算命的书。”这是《人民日报》最近讨论《周易》专栏主持人的话。其实《易经》本是卜筮之书，历史早有定论。最早为《易》作注的孔子承认《周易》是占卜之书。他在《易传·系辞》中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孔子认为占卜是圣人之道之一。
《易传》中肯定占卜的语言还很多，如“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夫易，彰往而察来”，“极数知来之谓占”，“占事知来”，“神以知来”等等，都是肯定《易》有占卜功能的。孔子不但称赞占卜为圣人之道，他本人也用《周易》进行过预测实验，称其准确率为百分之七十（《帛书易·要篇》：“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
《左传》《国语》记录了二十多条用《周易》预测的筮例。秦始皇焚书坑儒，不烧《周易》，就因为《周易》是卜筮之书，还未成为儒家的经典。
汉代的司马迁、班固，宋朝的朱熹都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近代易学家尚秉和、李镜池及郭沫若等人都力主《周易》为卜筮之书说。封建社会的儒家把《周易》奉为群经之首，有些义理派学者极力否认《周易》是卜筮之书，只承认《周易》是讲思想的书，好象一说《周易》是卜筮之书就是辱没了祖先、辱没了圣人似的。其实说《周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讲思想的书与说它是卜筮之书并不矛盾。“文以载道”，任何一部书都是讲思想的，没有不讲思想的书，只不过是讲的思想内容不同，人们对其思想的理解与领会有所不同而已。《周易》产生的时代是“以神设教”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卜筮就是探求神的意旨，通过卜筮传播神的思想（实际上是统治者的思想），是理所当然的事。说《周易》是卜筮之书，是对历史的承认。
《周易》的筮法分两个部分，一是易卦的成卦法，二是易卦的占断法。
古代把易卦过程叫揲蓍。《周易》筮法的工具是蓍草，蓍草是一种多年生直立的草本植物，它一本多茎有的可达七十根以上。蓍草的茎和叶含有芳香油，能散发一种香味，全草可以入药，因此古人把它奉为灵草、神草。《系辞传》说：“蓍之德，圆而神。”揲蓍，就是用手数蓍草，以其所数的结果画出卦来。
《易经》本文中没有记录易卦的成卦法。后来人们所用的揲蓍成卦法，是根据《易传·系辞》中《大衍之数》一章，推定出来的。
《大衍之数》章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据史料记载，《易传·系辞》中的这个揲著法，是西汉中期记述下来的。是否就是商周时期的易卦成卦法，尚不得而知。但依据这种揲蓍法计算出来的结果，确能得出6、7、8、9四个数字，可以画出全部易卦及其变卦，因此也只能以此法成卦。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依据《系辞》大衍一章所述，编定了一个具体的揲蓍程序，刊印于其所著《易学启蒙》中，以后元、明、清三代，便都按朱熹所定本揲蓍成卦。朱熹所定之法用两多一少，两少一多，三少、三多来确定阴阳老少，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增加了揲蓍的难度。其实揲蓍的目的就是要求出6、7、8、9四个数字。我将朱熹所说两多一少等统统砍去，直求6、7、8、9，揲蓍法就简单多了。简单的揲蓍法如下：
用蓍草四十九根，随意分为两组（二分），任意取出一根放在旁边（挂一），然后四根四根地数其中的一组（揲四），数至剩四根以下时将余下的（包括四根，不许出现零根）拿在手中（归奇于扐）。再四根四根地数另一组，同样将余下的拿在手中（再扐），然后把手中的蓍草同先前挂一的一根一同放在旁边。至此，余下的著草必然是四十或四十四根，此为第一变。
第二变用第一变的四十或四十四根，用与第一变同样的程序，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于扐、再扐，将取在手中的放在旁边。余下的必是三十二，或三十六，或四十根。
第三变用第二变余下的三十二或三十六根或四十根蓍草，用与第一变同样的程序，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于扐、再扐，余下的必是二十四根、二十八根、三十二根、三十六根中的一个。将余数除以四。便得6、7、8、9四个数中的一个 。
得六画×，为交，为阴变爻；
得七画、 ，为单，为阳静爻；
得八画 ，为拆，为阴静爻；
得九画○，为重，为阳变爻。
三变画出一爻，一卦共六爻，需十八变才能画出一卦。第一爻画在最下为初爻，第二爻画在初爻之上，依次画出，第二、三、四、五爻，第六爻在最上，称上爻。
凡遇有交×、重○变爻的卦，依“×”变“、 ”，“○”变“ ”，“、”、“”不变的法则，画出变卦。
画好之后看是什么卦，就标记出什么卦名，如没有变爻，为静卦，称“占得××卦”如有变爻，为变卦，看变出后又得什么卦，便称“占得××卦之××卦 。”
易卦的占断法，同其成卦法一样，在《易经》本文中也没有记述。现在我们看到的易卦占法，也是后人分析研究《易传》及《左传》、《国语》等先秦古籍中记录的筮例，推测、整理出来的。
《易传·系辞》上说：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虑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现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祜之，吉无不利”。
历代学者总是把这段话作为易卦占法的提纲，然后再到《国语》《左传》等史书上找易占事例进行验证，于是得出了易卦的占断法。由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派学者对易卦的占法的理解并不统一。
封建社会是人治的社会，讲求计谋策略。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初期以神设教的卜筮文化的统治地位，逐渐被以统治术为核心的文史文化所代替。其实，在孔子的时代，卜筮文化就已不像商周时代那么辉煌了。我们前边引用的《帛书易·要》篇的文字，实际上是子赣对孔子“晚而好易”的诘难。就在孔子肯定《周易》的占卜功能的同时，孔子还反复重申了自己学《易》的目的：“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从孔夫子“老而好易”，竟受到弟子的诘难，这个事例使我们看到，卜筮之风在孔子时已经衰颓了。因此，孔子担忧后世误会了他，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
《周易》成为群经之首之后，文人学子大多遵从孔子之说“重其德义”“不占而已”。那些用《周易》算卦谈论人事吉凶祸福的人反而成了为正统易学所不容的异党。西汉著名的易学家京房君明，师承焦赣、孟喜，学习“易阴阳灾变书”，也就是《周易》的算命术，由于他算得准，深得皇帝的赏赐，官为博士。虽然他对皇帝也忠心耿耿，但最终还是被宦官、权臣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杀掉了，落得个暴尸街头的下场，死时才40岁。可见西汉中期卜筮者的神教就已斗不过治人者的计谋了。
京房君明对易学有许多发明，著有《京氏易传》等多种易著，可惜大多都散佚了，尚有《京氏易传》三卷流传至今。《京氏易传》与通行本《周易》有很大不同。这里我们略说几处。
（1）《京氏易传》对《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与《周易》本经不同。《易经》六十四卦的顺序是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暌、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浮、小过、既济、未济。是按照非反即覆的原则两卦一组排列。乾坤之后为什么接屯、蒙？从卦象上找不出排列的依据。
京房易的六十四卦是以乾、震、坎、艮、坤、巽、离、兑父母六子卦为宫主，分八宫排列的。其顺序是：
乾、姤、遁、否、观、剥、晋、大有。
震、豫、解、恒、升、井、大过、随。
坎、节、屯、既济、革、丰、明夷、师。
艮、贲、大畜、损、睽、履、中孚、渐。
坤、复、临、泰、大壮、夬、需、比。
巽、小畜、家人、益、无妄、噬嗑、颐、蛊。
离、旅、鼎、未济、蒙、涣、讼、同人。
兑、困、萃、咸、蹇、谦、小过、归妹。
每宫八卦，八纯卦为宫主，以下五卦都是从初爻向上累积递变排列的。剩余十六卦按上下卦互为上下爻变而为游魂，上下卦为中爻变而为归魂的原则排列的，这种排列标准统一、整齐、有序。
（2）《京氏易传》的第二个特点是以阴阳、五行、天干、地支配卦，以五行生克制化，结合卦爻辞断卦。
京氏为六十四卦都配上了五行属性。乾兑两卦五行属金，乾为二宫共十六卦皆属金。以下类推，坤艮二宫属土，震巽二宫属木，离宫属火，坎宫属水。
京房还为八经卦配上了天干，乾卦配甲壬、坤配乙癸、艮配丙、兑配丁、坎配戊、离配己、震配庚、巽配辛。后人称这种卦与天干相配的法则为纳甲。纳甲筮法也因此得名。
但是《京氏易传》三卷中没有断卦的具体方法。唐末宋初年间，出了一本题麻衣道者著的名为《火珠林》的书，这本书记载了许多纳甲法断卦的要诀，因此后人也把京房发明的纳甲筮法称为“火珠林法”。火珠林法明确说明占卦用三枚铜钱，而不用蓍草，这就最终完成了周易筮法在工具上的改变。火珠林用铜钱爻卦，使周易成卦法变得极其简单。文人学者用周易筮法算卦也都用铜钱为工具，易学史上称为“以钱代蓍”。不过这种工具的改变，使《易传》称颂的蓍草之德和神，都染上铜臭味了。近几年重新出版的《断易大全》、《卜筮全书》、《易隐》、《增删卜易》、《卜筮正宗》等讲的都是这种筮法。街头术士所说的《周易》算命，凡是用竹筒摇钱成卦的都用的是京房的纳甲筮法。由于这种方法断卦不注重《周易》的卦辞和爻辞（上述诸书中只有《断易大全》主张兼用《周易》卦、爻辞），一些易学家不承认是用《周易》算卦。
另一种影响较大又与《周易》有关的算命方法叫“梅花易数”。传说《梅花易数》是北宋大易学家邵雍所制。它用先天数起卦，先天数就是先天八卦横图顺序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起卦的方法很多，可以根据日期时辰起卦，也可以随机起卦。总之，不用求占者摇卦，只需术者掐算，因此更显其神。起卦后用《周易》的卦辞卦象、爻辞、变卦、互卦等占断，只论五行，不论爻的干支。
这种方法街头术士用者不多。虽然《梅花易数》用《周易》的卦爻辞占断，但由于宋代的先天易学，在易学界有较大争议，同样也不被一些专家承认是《周易》筮法。
我个人认为，纳甲筮法和梅花易数筮法，虽然不是《周易》的占法，但应该承认它们都是《周易》占法的流变。
从学科的范畴来看，《周易》与中国古代的算命术并不是等同的。《汉书·艺文志》是中国有史以来有籍可查的第一次对图书的分类和辑录，带有古代学科分类的性质。它把《周易》划分在六艺之首，而把涉及占、相、卜、筮的各种图书都划在数术类。其中包括专论易筮法的书。
《汉书.艺文志》术数类包括一、天文；二、历谱；三、五行；四、蓍龟；五、杂占；六、形法。后来天文和历谱发展为天文学和历法。清朝乾隆年间修订《四库全书》时，术数类包括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七类，成为专门测定人生命运吉凶福祸为中心的方术汇集。
从术数学的角度看，《周易》筮法，只是诸多算命术中的一种。算命术中没有受到《周易》影响的还很多，如星占、梦占、相牛、相马、四柱批命法（即批八字），，六壬式等都与《周易》八卦没有一点关系。有些术士把四柱批命法等也称作周易预测学是不对的。
从易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也不能把《周易》与算命术等价齐观。《周易》研究的领域极为广泛，并非只论人类命运吉凶祸福之一端。“易学广大，无所不包”。二千多年来，中国对易学的研究与应用只限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利用《周易》的预测功能为人算命解疑。另一个是用易学之理治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核心是治人，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塑造人、教育人。修身是塑造自己，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塑造和管理别人。人们往往全面肯定《周易》的治人术，而全盘否定《周易》的预测术。
我一直不赞成把人类的卜筮和算命活动全盘斥为迷信和愚昧的主张。
1991年我在《中国术数概观》的前言中写到：
“人需要不需要预知自己的未来？人能不能够预知自己的未来？人怎样才能正确地预知自己的未来？今人能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现代的、先进的、科学的人类预测学？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预知未来，既是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的一种正常的心理需要和欲望，也是人类社会向科学提出的合理要求。”
我认为对于卜筮和算命活动，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测得准还是不准，它是科学还是迷信。关键在于人类社会应该如何满足人们对自己未来命运的关注。如果我们承认人是有命运的，那么要求预测自己未来的命运就是合理的。人类研究、创造出预测未来命运的方法也是自然的。古代的算命术将预测人类自身的命运寄托于神灵，显然是不符合现代科学观的。但是，在科学的人类命运预测术没有出现之前，人们拿什么来预测自己的命运呢？人们是否就必须等待科学的算命术出来之后再预测自己未来的命运呢？
徐道一先生是国家地震局的预报专家，他在其著作《周易科学观》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国地震预报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但成功率亦仅为20——30%左右。从纯粹科学角度，这是不能应用于实际预报工作中的。但是，国家的建设不能等待……人们对地震预报有迫切的需求等等，这些都不能等地震预报的成功率提高到70%以上再来应用。因此，实际情况是，明知预测方法尚不成熟，但还是要马上投入应用……这是在许多因素综合影响下，不得不为了 ……古代进行的占筮也有可能是处在类似的情况下进行的。”
古代人们预测天气，是靠算卦的。现在有了科学的天气预报后，人们就不用算卦来预测天气了。
人们的需要呼唤现代科学不要漠视人类命运的预测问题，只是在科学的人类命运预测术产生之后，迷信的、非科学的、愚昧的算命术才能真正退出舞台。而科学的算命术不会一下子从天而降，它只能在旧有的算命术的土壤中生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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