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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
刘福森，男，1943年生。现为吉林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人与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系教授。近年主要从事社会哲学、生态哲学和发展哲学的研究工作。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一部。
推荐书目
《未来启示录》，（波兰）维克多·奥辛廷斯基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读书赠言
读书第一定律：不读书的人觉得自己知道的东西很多；读过书的人才知道还有不知道的东西；人读书越多，感到自己知道的东西越少。
可持续性发展战略与发展伦理学
刘福森
一、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
世界未来学会主席、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科尼什曾说过，就社会变革的角度而言，1800年—1850年可称为迅速变革的时期；从1950年开始，我们这个星球出现了一个彻底变革的时期；而70年代以来，变革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可称作“痉挛性变革时期”。社会以及人的能力的迅速发展，确实使人类在控制自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宏观领域，人类制造的宇宙探测器已经飞出了太阳系，在微观领域，我们已经深入到原子核内部的研究，并把成果应用于解决能源问题和武器制造上。人们坚信：只要我们坚持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美好，我们的前途就会越来越光明。
但是，自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类对自己的这些进步却产生了种种疑虑，人们越来越感到，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迫切地需要对我们过去走过的发展道路重新进行评价和反思。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需要在价值观、文化和文明的方式等方面进行更广泛、更深刻地变革，寻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我们的明智选择。
人们之所以对自己的发展产生疑虑，主要是因为传统的发展模式给我们人类造成了各种困境和危机，它们已开始危及人类的生存。（1）资源危机。工业文明依赖的主要是非再生资源（如金属矿、煤、石油、天然气等。据估计，地球上（已探明的）矿物资源储量，长则还可使用一二百年，少则几十年。水资源匮乏也已十分严重。地球上97.5%的水是咸水，只有2.5%的水是可直接利用的淡水。而且这些水的分布极不均匀。发展中国家大多是缺水国家。我国70%以上城市日缺水1000多万吨，约有三亿亩耕地遭受干旱威胁。由于常年使用地下水，造成水位每年下降2米。（2）土地沙化日益严重。“沙”字结构即“少水”之意。水是生命存在的条件。人体70%由水构成。沙漠即意味着死亡。现在，由于森林被大量砍伐，草场遭到严重破坏，世界沙漠和沙漠化面积已达4700多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30%，而且还在以每年600万公顷的速度扩大着。（3）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固体污染、农药污染、核污染等等。由于工业化大量燃烧煤、石油，再加上森林大量减少，二氧化碳大量增加，因而造成了温室效应。其后果就是气候反常，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据统计，到2000年，可使地球温度上升2.7——8.1゜C。由于氟利昂作为制冷剂的大量使用，使南极臭氧空洞不断扩大。据估计，南极春天臭氧层比15年前已变薄50%。（4）物种灭绝和森林面积大量减少。由于热带雨林被大量砍伐和焚烧，每年减少4200英亩，按这个速度，到2030年将消失殆尽。据估计，地球表面最初有67亿公顷森林，陆地60%的面积由森林覆盖。到80年代已下降到26.4亿公顷。由于丛林减少，使得地球上每天有50——100种生物灭绝，其中大多数我们连名字都不知道。
当代发生的各种危机，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传统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是一种以摧毁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为代价获得经济增长的道路。人类已走到十字路口，面临着生存还是死亡的选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类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首次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公布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标志着一种新发展观的诞生。报告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持续发展是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人类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它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保护环境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了确保人类的持续存在和持续发展。这份文件1987年在联合国第42届大会通过。1992年6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其中有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40个领域的问题，提出了120个实施项目。这是可持续发展理论走向实践的一个转折点。1993年，中国政府为落实联合国大会决议，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未来和下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1996年3月，我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作为我们的战略目标。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的，是要使社会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使人类在地球上世世代代能够生活下去。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存，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模式。自然系统是一个生命支持系统。如果它失去稳定，一切生物（包括人类）都不能生存。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对资源的节约，就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它要求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对非再生资源的开发和使用要有节制，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速度也应保持在它的再生速率的限度以内。应通过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来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
二、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评价与反思
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形成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之所以造成了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和危机。这些危机，归根到底是这种文明的危机，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危机。因此，对这种发展模式的评价与反思，就成为形成和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理论前提。如果我们对传统的发展模式的危险性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不及早地悬崖勒马，那么，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就将受到威胁。我们必须对根本观念上有一个革命性变革。对这个问题，大多数人只停留在这样的认识上：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还是好的，只是由于个别人或经济团体利欲熏心，只顾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才造成了人类的困境。这种认识是肤浅的。当然，个别人或经济组织的这种恶劣行为造成当代人类困境和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是本质原因。这是因为，正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刺激和造成了这些人的恶劣行为，而不是这些个人的恶劣行为促成了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因此，如果不改变这种发展模式，如果不改变我们对这种发展模式的价值观念，就不可能彻底根除这些个人的恶劣行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面临的那些困境和危机。
传统发展道路之所以是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是以对自身需要的基本条件的毁灭为前提和代价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这种经济增长是以对自然资源的挥霍浪费为前提的。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关注的只是经济效益，却不关心资源利用率，即只关心获取更多的经济价值，却不关心被消耗掉的自然资源的价值。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传统发展观是建立在“自然无价值”这一观念基础上的。在商品的交换价值中，只包含劳动价值（当然也包含着开采和生产这些原料时花费的劳动），而自然资源的价值却被排除在经济价值之外。这种观念的形成依赖于“自然资源可无限供应”的信念。“物以稀为贵”。在人类生产力不太发展、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大多数未被开发利用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信念或许是没有多大危害的。然而，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非再生产性资源日渐减少的情况下，它自然就成了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空气和水曾被经济学家当做‘免费商品’，（数量非常丰富，对任何使用者或可能的使用者来说，其边际价值为零）的典型例证。”（克尼斯等《经济学与环境》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页）随着地球上非再生资源的不断减少，这些自然资源的价值也就越来越高，因而“自然无价值”的观念的危害也就越大。传统发展观实际上是把自然界当作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的公用仓库，谁需要什么，谁就可以去那里拿什么；谁拿得越多，谁获得的物质财富就越多。如果你不去拿或者比别人拿得少，你就吃了亏。例如开采石油的石油商，“由于不能肯定现在他不开采的一单位石油以后可供他利用，在个人行为上他就没有理由为日后可能更高价值的利用保存石油。”（克尼斯等《经济学与环境》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页）这说明，传统发展模式不仅没有一种经济机制鼓励人们节约利用资源，而且还刺激和培植着人们的掠夺自然资源的行为。如果我们不改变传统发展模式的经济机制，我们就无法消除人们掠夺、挥霍自然资源的恶劣行为。（2）在环境问题上，传统的经济增长是以对环境的污染为前提的。在传统的发展观看来，环境不过是一个具有无限“消化力”的巨大的公共垃圾场，一个排放污水的巨大的阴沟。一个清洁美丽的环境从来没有被承认是一种宝贵的价值。同样，经济过程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从未被传统经济学作为“负价值”打入产品的价值计算之中。因此，没有一种经济机制能够限制污染和破坏环境的经济行为，也没有一种经济机制鼓励人们去开发那些对环境污染少的技术。在人口稀少、生产力不发达的历史时代，这种经济机制还不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还能够除掉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在这种经济情况下，清洁美丽的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的自然价值还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在当代人口密集、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由于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因而清洁美丽的环境对人类生存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环境具有的自然价值也就越来越高，向环境中排放废弃物所付出的代价也就越来越大。这时，如果我们仍然把经济和环境二元化，把环境仅仅作为经济的外在因素不予考虑，那么，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是不可能的。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传统的经济与环境二元化的经济模式，建立一种把二者内在统一起来的生态经济模式。（1）生产过程的生态化。在生产过程中，建立一种无废料、少废料的封闭循环的技术系统。传统的生产流程是“原料——产品——废料”模式。这里追求的只是产品，但加入生产过程与产品无关的都作为废料排放到环境中。而生态模式的生产中，废料则成为另一生产过程的原料而得到循环利用。封闭循环技术系统即节约资源，又减少了污染，在对生物资源的开发中，应当是“养鸡生蛋”而不应该是“杀鸡取蛋”。（2）经济运行模式的生态化。我们应当运用经济的机制刺激和鼓励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把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因素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内在因素包含在经济机制之中。为此，第一，我们应当重视社会能量转换的相对效率，并使它成为评价经济行为的重要指标之一。新经济学应当依据净能量消耗来测定生产过程的效率，把利润同能量消耗联系起来。第二，应该把“自然价值”纳入经济价值之中，形成一种“经济——生态”价值的统一体。在这里，资源的“天然价值”应当作为重要参考数打入产品的成本。资源价值应遵循着“物以稀为贵”的原则。随着某些资源的减少，资源的天然价值就会越高，使用这些资源制造的产品的价格也就应当越高。这种经济机制能够抑制对有限资源的浪费。第三，应当建立一种抑制污染环境的经济机制。我们应当看到清洁、美丽的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本身就具有一种“环境价值”。为此，应当把破坏环境的活动看成产生“负价值”的活动而予以经济上的惩罚。例如，汽车的成本中不仅应当包括资源的自然价值、原料的价值、劳动力价值，而且还应当包括汽车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的“负价值”和汽车在消费中对环境污染（如它排放的尾气造成的大气污染）、汽车在消费中可能出现的交通事故造成的危害等负价值打入汽车的成本当中，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这样，就会对损害环境的经济行为形成一种抑制效应。（3）消费方式的生态化。传统的消费方式也是一种非生态的消费方式。传统经济模式中生产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健康生存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因此，生产不断创造出新的消费品，通过广告宣传造成不断变化的消费时尚，诱使消费者接受。大量地生产要求大量消费，因此，挥霍浪费型的非生态化生产造成了一种挥霍浪费型消费方式。这种消费方式所追求的不是朴素而是华美，不是实质而是形式，不是厚重而是轻薄，不是内在而是外表。这种消费方式的反生态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它追求一种所谓“用毕即弃”的消费方式。大量一次性用品的出现，不仅浪费了自然资源，而且污染了环境。仅以一次性筷子为例：我国每年出口到日本的一次性筷子达200亿万双，折合木材达40亿立方米，内地消费也不低于这个数目。因此林业专家警告说：“长此下去，将祸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的许多消费品都是在还能够使用时就被抛弃，因为它已落后于消费时尚。在服装消费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第二，在消费中追求所谓“深加工”产品，也是违反生态原理，特别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的。所谓“深加工”产品只是追求形式上的翻新。对原料每加工一次，就有部分能量流失。在食品多次加工中，不仅浪费了能量，而且由于各种化学添加剂的加入，还对人的健康造成了威胁。有些深加工商品属于不同能量层次的转化，浪费的能量就更多。如，用谷物喂牲畜，把植物蛋白转化成动物蛋白，浪费的能量更多。“这种因食用靠粮食喂养的牲畜所造成的能量损失如下，家禽百分之七十，牛百分之九十。”同时，过量的食用高脂肪食物还会危害人的健康。“据现在的估计，自然的长寿年龄在九十岁左右，但是在多数美国人至少少活了二十年，造成这些早亡的主要原因是滥用食物，其中高脂肪是男性癌症患者中40%和女性癌症患者中的60%的主要致病因素。”
总之，近代西方工业文明所形成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非持续性的发展模式。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发展和发展模式上有一个革命性变革。当然，在全球经济趋向于一体化的今天，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国家、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当代人类面临的困难是全球性的，因此，只有通过全人类的长期的共同努力才能做到。
二、 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机制
我在1995年提出了“发展伦理学”概念（参见《哲学动态》1995年第11期和1996年第4期），并对发展伦理学的性质、对象及其功能做了初步探讨。因为这是一个没人探讨的新概念，所以还有必要再进一步研究和阐释。
发展伦理学这个概念我是针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来的。这些新问题就是当代人类面对的各种困境和危机。发展伦理学力图为解决这些新问题提供价值论和伦理的原则和规范。要解决这些新问题，就必须涉及下面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对造成这些问题的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进行价值论的评价和反思，探索造成这些问题的价值论上的根源；二是要对新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模式）进行伦理规范。这些就是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一个成熟的发展模式，要达到永远保持其合理性，不仅要有动力学的机制，而且应当具有自我评价、自我约束、自我反省、自我规范的机制。只有如此，才能避免付出那些本来可以避免付出的代价。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就是一种只有动力机制而没有自我约束、自我评价机制的发展模式。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我们惟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因此，对“发展的终极目的（价值）”问题的探寻，就成了发展伦理学的首要的核心问题。
如果说我们对发展的终极目的问题并不明确，很多人都不服气，他们会说：“怎么不明确？发展就是为了生活得更幸福吗！”发展是为了生活得幸福，这并不错。但是，我们再往下追问：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人们就很难说清楚了，如果同旧社会比，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也感到是很幸福的，但同现在比，他们就感到不幸福了。我们可能感到现在很幸福，但到了二十一世纪，你可能又感到现在不怎么幸福了。你去歌舞厅折腾一夜，感到幸福极了，而我却对此感到心烦。因此，对什么是幸福，谁也说不清楚。近代工业文明的幸福观，把聚敛财富、挥霍财富看做幸福，把舒适的生活看做幸福。因此，近代工业文明形成的发展道路追求的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摄取尽量多的物质财富，并拼命地把它消耗掉；二是，在技术发展上，追求尽量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力，代替人的天然器官的活动（用汽车代替脚，用机器代替人手的劳动，用药物代替身体的抗病机能等）。我们再往下追问：这种发展值得吗？这时我们就接触到了“终极价值”问题。这也是传统发展观和发展模式造成当代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这种发展模式的第一追求，是聚敛和消费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其后果就是造成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由于其消费追求的不是有利于人的健康生存，而是感官刺激，因而同人的生命原理相冲突。且不说香烟、酒等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直接危害人的生命，即使是那些标志着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的高脂肪的食用，也间接对人体造成危害。当人们在大吃大喝满足嘴的“幸福”时，由于高脂肪摄入造成的肥胖病、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文明病便相继发生。癌症的发生也与高脂肪的摄入相关。这种发展观的第二个追求，是尽量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的天然器官的活动功能。这种发展的价值追求也直接违反生命原理。人的生命器官的功能遵循着“用尽废退”的原理变化。当人们用药物代替人的免疫机能时，人的免疫机能就会降低；当人们使用空调器生活在不冷不热的环境中时，人的抗寒暑能力就会降低；当人们以车代步时，人的奔跑机能、心脏和血液循环等器官的机能也会降低。这样，片面追求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的器官的结果必然是生命质量的下降。
通过对发展的终极价值的追问，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现在面临的各种危机，实质是传统的发展模式的意义（价值）危机。我们不得不反思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发展对人类的健康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来说是值得的吗？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健康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伦理的终极尺度。它包括以下重要的命题：
第一，“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当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缩小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地球就像一个村庄（地球村）。现在，全人类都坐在一条船上在风浪中航行，每个人的不轨行为都可能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因此，发展伦理学要求个人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这些局部利益要服从人类利益。应当以人类的生存利益为尺度，对自己的不正当的欲望进行节制。
第二，“生存利益高于一切”。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是人类生命的支持系统，能否保持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平衡，是关系到人类能否可持续生存的问题。因此，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是我们人类一切行为的最高的、绝对限度。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活动，应当限制在能够保持生态环境的稳定平衡的限度以内。对可再生的生物资源的开发，应当限制在生物资源的自我繁殖和生长的速率的限度以内；生产活动对环境的污染，也应保持在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的限度内。
第三，“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能侵犯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力”，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原则。我们的地球不仅是现代人的，而且是后代人的。我们不仅不应当侵犯其他人的权力，而且不应当侵犯后代人的权力。
这三个命题，是伦理学三个基本价值原则和伦理原则，，它对发展中的全部伦理关系都起着决定作用。我们在这里只能举几个例子做一点简要说明。
（1）公平与效率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面对的一个尖锐问题。它的解决，应当有伦理上的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就涉及到发展伦理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只有如此，才能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允许分配上的差别并不等于不公平。公平概念不等于“利益均等”。但是，这种差别不能无限扩大。差别保持在一定限度是公平的。但是，如果差别超过一定限度，使大部分人都不能从发展中获得好处，公平就转化为不公平。因此，邓小平同志又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走共同富裕之路，这才是我们最终的价值取向。
（2）关于发展付出的代价问题，这其中也需要伦理根据。首先，为了全局利益、为了全人类利益和后代人的利益，局部的、暂时的代价的付出，是符合可持续发展伦理原则的。但是，为了局部的、眼前的利益而牺牲人类整体的生存利益、牺牲后代人的生存利益，则是违反伦理原则的。
（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中也体现着可持续性发展的伦理原则。1991年6月的《北京宣言》指出：“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责任。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以不能持久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过度消耗世界的自然资源，对全球的环境造成损害，发展中国家受害更为严重。”因此，它们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和保护环境。此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往也应当遵循平等、公平和正义的伦理原则解决一切争端。这应当也是发展伦理学的问题。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依据，应当是发展伦理学的公平、平等和正义原则。
（4）“浪费不可再生的稀有资源是不道德的行为，不管这些资源属于谁所有”。这应当成为发展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伦理原则。由于这些不可再生的稀有资源的合理使用直接关系到全人类的和我们后代的生存，因而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所有权观念，不能认为这些资源在我们国土上我就可以随便挥霍，也不能认为这些财产归我所有，我就可以随便浪费。“我们中每个人使用的能量越多，身后的所有生命的可得能量就越少。这样，道德上的最高要求便是尽量地减少能量耗费”。
（5）当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也需要对其评价和规范。这也是发展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当技术发展到能够毁灭地球因而能够毁灭人类自身时，我们就应当坚持这样一个伦理原则，即“我们能够（有能力）做的，并不一定是应当做的”。因此，对于我们人类的每一个科学发现及其在技术上的应用，都应当首先进行评价和规范，使其在不伤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下得到利用。技术伦理，也是发展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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